文革五十周年

By RFI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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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News &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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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五十周年 - 人民的反抗是文革失败的推动力
00:12:00
毛最后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说明他一意孤行,无视党心军心民心,以一己之妄念,对抗天下大势。这是他一生信奉的反潮流精神的体现。但问题在于,毛以专制独裁危害天下的逆流,对抗中国人民渴望休养生息,过平静自由生活的主流,这个反潮流实际上是倒行逆施。75年批邓,实际上已推行不动,终于在四五运动中,中国人勇敢地向毛的文革说“不”。 索菲:记得75年下半年,批邓开始之后,社会上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毛的指示闻风而动,而是反感抵制,批判会变成了牢骚会。  赵越胜:你记得真清楚,批邓时有个话儿叫“转弯”,意思是你不理解为什么要批邓,但你要转过弯儿来,思想要跟上形势。当时全国的气氛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人们渴望变。我记得当时去看一位朋友,问他最近干什么呢?他回答说,我等着死人呢!批邓推行不下去,说明文革已走到末路。社会上有个共识,等着出事儿。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从那时起老百姓设法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用四人帮的话,叫用死人压活人。实际上,老百姓对周逝世表现出来的情感,是一种抗议,抗议的矛头已悄悄对准了毛,因为四人帮极愚蠢地压抑老百姓宣泄自己的悲伤,很多人认为这是毛的意思。在周的追悼会上,是邓来致悼词,那天邓表现得极沉痛,这样他就在感情上和全国老百姓站在了一起。而江青在周的遗体前居然不摘帽,引起一致痛恨。老百姓对周的同情转移到了邓的身上,但是邓却在追悼会之后给毛写了一封信,公开声明自己不适合承担重任,要求解除他的主持中央工作的责任。我想他是吸取周在林彪死后立即成为毛的整治对象的教训。周去世后,邓立即请求交权,以解除毛的猜忌心。果然毛顺势就让邓靠边站了,毛让华国锋来主持中央工作,代理总理。 索菲:毛推华上台,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看他在这个问题上站在哪边儿。 赵越胜:华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我看是被大大低估了。其实他是大智若愚,对中国的形势和党内的派系斗争心中有数。大家都忘了以武力解决四人帮是华首先想到了,而且是他一人推动的。所以他在主持批邓的会议时,基本上是只听四人帮说,自己却不发言。就在这次批邓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姚文元被人叫出去,回来后神色慌张,因为他接到了一个报告,南京有大规模群众上街,悼念周恩来。在游行队伍中,有人打出了攻击四人帮的标语,人民向四人帮宣战了。事情的起因就是后来被称之为“325文汇报事件”的一篇文章。在3月25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上海仪表局党委副书记的讲话,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老百姓往报社打电话、发信,问:你们说谁是党内那个走资派?你们这是污蔑、影射、攻击周总理。跟着就有一份“总理遗言”到处流传。我们在北京的朋友几乎都传抄过这份所谓遗嘱。遗嘱中并没有什么秘密,只有周对邓小平的赞扬,它表达了当时全国的民意。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在专制国家中,你在官方的媒体中永远见不到真正的民意,真正的民意往往表现在地下流传的谣言中。在中国,真相更要通过所谓谣言来传播,所以现在网络上有一句名言,说“谣言就是遥远的真理”。76年时,全国民意沸腾,你几乎在街上就能感受到。 索菲:在南京之后,北京人也立即行动起来了。 赵越胜:对,回顾四五运动,实际上就是回顾文革怎样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现在回想天安门广场上花圈如山、人潮如海的情况,心里仍然激动。那个时候,我们几乎就泡在广场上,你看到那些普通人激动的表情,你就会相信,中华民族是热爱自由的民族。他们和全世界民主国家的人民一样,渴望自尊、自由,渴望能表达出自己的意志。当时毛这尊神还在,但人们已经不畏惧,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像那首“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短短时间就被传抄到全市。有些话已经直指毛,比如“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广场上有人公开为邓小平叫好,其实四人帮都在大会堂里用望远镜看着广场。他们把邓叫到大会堂,张春桥当面骂邓小平是纳吉。当时毛远新向毛汇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儿,讲到出动了民兵、军队,抓了人,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这三个“好”字说明毛和全国民意是完全敌对的。邓小平因四五事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下台。 索菲:那么毛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文革有没有过反思? 赵越胜:有。76年6月,毛心梗突发,抢救过来后,毛在床边召集华国锋、毛远新和王张江姚,讲了一通话,后来有人称之为毛的“政治遗嘱”,其中他讲到文革时说“这事儿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话有两层意思,其一,他知道文革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因为没有什么人拥护。其二,他仍然不服输,这事儿没完,还要斗下去。正像他临死时说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而且要斗得血雨腥风。但是他最亲近的这些人命运如何,他是不看好的。作为一个国家领袖,留给自己的人民的遗产,不是繁荣昌盛、和平自由,而是你争我斗,血雨腥风,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能获得积极正面的历史地位。   今年是文革50周年,感谢法广中文部给我机会,和听友们一起回顾这个惨痛的历史浩劫。请允许我最后简短地总结一下文革的性质。在政治上,文革把列宁式政党最恶劣的党内斗争模式发展到极端,在政治斗争中完全无视人的尊严和权利,把政治分歧当作从肉体上消灭对方的理由,使共产党的权力更迭极端劣质化、野蛮化。在社会上,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让一部分人拥有对另一部分人的生杀大权。只要你被归入阶级敌人的行列,你就不再是人,而成为没有任何权利的、被随意迫害和侮辱的另类。在道德上,它鼓励恶行,鄙弃善行,取消道德底线,用阶级斗争的口号为一切残忍行为开绿灯。它泯灭人的羞耻心、怜悯心、友爱心,制造仇恨,崇尚暴力。在经济上,它制造普遍贫穷,毁坏国民财富,摧毁国家经济命脉,让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在人类精神生活领域,它制造愚昧,扼杀人的创造力,摧残文化、艺术,让反智行为大行其道,阻止中国与人类文明相融合。它是民族的浩劫,也是民族的耻辱。它给中华民族肌体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这个伤口至今没有愈合。文革的毒素仍然浸透在很多人的心中。所以文革的幽灵在大陆借尸还魂,有相当丰厚的基础。这才是一切有理智的中国人应该警惕的。
Dec 25,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邓的“全面整顿”是对文革的全面宣战
00:12:00
1975年是文革中特别重要的一年。毛为了让邓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对文革左派暂时压了一下,要邓主持批一批四人帮,并且罕见地提出“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他最关心的事情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的这三项指示给了邓以整顿中国社会问题的余地。但毛在旁边看着邓,看他怎样处理文革。 问:75年出现了文革将尽的气氛,开始谈国民经济了,甚至有的学校初中升高中还要考一考试,能感觉到社会对政治运动的普遍厌倦。 答:自邓回到中央,毛考虑以他来平衡左右势力。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老套路,皇帝从来都要在朝廷中造成两派,由他来做仲裁者,这叫“驭臣之术”。毛在74年到75年初,几次批评江青。因为江青是文革起家,对治理国家事务毫无常识,而毛是知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他现在要“驰”一下。江青不管这一套,不停地在政治上搞些小动作,其实不管江青挑什么事儿,由头都是毛给的,比如批周,批经验主义,评法批儒,评水浒等等。但是江青不知分寸,总想把毛干七成的事儿推到十成,不给毛留余地。而毛总是要留有余地,以便作出改变的。毛在74年下半年开始讲安定团结,但江青依然以斗争为日常工作,惹毛不快,竟然说出了“江青有野心”这种重话。他要借邓来压一压。但是不要忘了,毛在压左派的同时,正考虑给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从马列那里寻找依据。他让张春桥、姚文元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说法,这就是后来批资产阶级法权的由来。75年6月21日,毛会见他最好的学生波尔布特,对他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波尔布特心领神会,回到柬埔寨,便要搞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他的方法简单,就是杀,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统统杀光,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剧,把柬埔寨变成了“killing field”,一个名副其实的屠宰场。但他们杀的不是牲口,而是人,其中包括大量炎黄子孙,柬埔寨的华侨。现在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但居然没有人去追究背后的教唆犯是谁。 问:当时毛不仅提供杀人的理论,而且提供杀人的武器,红色高棉的全部供给,武器装备,医药食物,全部由中共无偿提供。 答:对,中共手上沾满了柬埔寨人民的鲜血。我们再看邓小平的动作。他领导批判四人帮,又适可而止,给毛留了面子,否则深批下去就要涉及文革了。邓对文革采取的方针是绕着走,不纠缠四人帮问题,取得毛的信任和授权,推行他的政治路线。所以他向毛汇报批四人帮时,虚晃一枪,说“政治局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会散会”。毛对他的处理很满意,说“你要把工作担起来”,邓说“我有决心”。所以从75年7月2日,邓开始主持中央工作。我认为这一段是邓最精彩的一段。要在毛的眼皮底下,把文革造成的破坏一点点恢复过来,又不惹毛的不快,他是使尽全力,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为他后来的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邓使的第一招,是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也就是把安定团结、搞国民经济和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地位放平等。这三项指示都是毛的,所以“以三项指示为纲”就稀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话语,这样要安定、要搞国民经济,凡是文革中与此相对抗的势力和做法,一律要整顿。邓的整顿是全面的,在工业上,他抓了铁路、钢铁、石油、煤炭,都实现了生产的大增长,然后他又整顿军队,主要是把林彪搞的那套突出政治的花架子全部打掉。他指出军队的问题是“肿、散、骄、奢、惰”,当时他那句名言“雷锋叔叔不在了”全国流传。然后他在科学界搞科技整顿,让胡耀邦带着李昌、武衡搞科技汇报提纲,大张旗鼓抓科研,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胡耀邦跟着提出来要“刮业务台风”。然后又整顿教育,公开鼓励学外语,学数理化。跟着就是整党,其实他是借机要把文革中进了领导班子的人都清出去。 问:邓这个人真是干才,大刀阔斧,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全面推进整顿,这能让毛不起疑心? 答:文革后期,我们一些朋友也议论过这个问题。如果邓隐忍不发,大权在握,却一点点地推动,不惹毛的注意,静待毛死后,再大展宏图,是不是更好?从策略上说,可能更好,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而且像邓这么一个有责任心的人,看到国家实在是沉疴遍地,他忍不住了。有人说,邓会错了毛的意,以为毛真心让他放手大干。我倒认为邓是揣着聪明装糊涂,他知道毛的关注点从来不在国计民生上,但你好歹说过,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呀,我就大抓生产。你说要安定团结,我就整党,把派性人物处理掉。但是邓还是低估了毛翻云覆雨的能力和速度。邓冒的风险太大,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全面向文革宣战,正像我们上次节目中讲过的,毛观察邓行为的中心点,看他一旦大权在握,如何对待文革。因为文革才是毛一生的唯一“创举”。形势突变的起因,是邓向毛转了清华大学刘冰的信,而毛见信即下判断,“刘冰告迟群和小谢,矛头是对准我的”。火上浇油的是,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汇报辽宁的情况,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要注意,毛这时已不出中南海,眼睛也半瞎,每天躺在床上,身边只有张玉凤等几个贴身小女人伺候。他的状况和中国历代封建君王的状况极为相似,只信身边人,对治国的大臣永远怀疑。这谢静宜曾是毛的机要秘书,迟群是毛派到清华去的, 毛远新是毛家仅存的智力健全的下一代。毛的判断当然是依靠这些人的。听了毛远新的汇报,毛断定邓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使出一个杀手锏,让邓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是直接将军,看邓怎么做。结果邓以“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托词,表示自己不了解文革的全过程,无法做这个决议。毛看出邓的本意是不要为文革背书,终决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75年底,中共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说“7、8、9三个月,社会上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正式揭开了文革的最后一场斗争的帷幕。 问:这次毛的指示不灵了,全国都站在了邓小平的一边。 答:这正是问题的实质,邓成了一面旗帜,民心党心军心都同情他,对毛的各种非议到处流传,所以有“抓谣言”一事。但毛已把自己放在全国人的对立面上,天怨人怒,文革的覆灭就要到来。
Dec 19,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毛考虑过让邓小平当接班人吗?
00:12:00
在中共老人中,邓和毛的关系最为奇特。毛要打倒邓,却又保护他。在文革最疯狂的时候,毛却几次提到邓和他本人都是受人整的落难者。林彪事件后,毛把邓调回北京,迅速委以重任。毛是否考虑过由邓主持他身后大局? 问:文革开始时,刘邓一直并列,是第一号和第二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刘被毛毫不留情地整死,而邓却被再次委以大权? 答:在中共老人中,平心而论,毛对邓的态度一直比较特殊。这有几个原因。邓当年在苏区被当时的中央撤销了江西省宣传部长之职,时间在1933年5月,地点在宁都。我们上次节目中讲到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取代了毛的军事指挥权。毛邓在同一地点,前后落难,这一段毛常提起,说邓是毛派。人们常说邓是周恩来的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邓骨子里是毛的人。毛对邓的赞扬很多,比如毛说过邓武可比林彪彭德怀,文可比刘少奇周恩来。这个评价简直就是说邓是党内文武全才。而且,1965年,那时毛已经准备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了,却委托周恩来和王稼祥谈话,告诉他,毛考虑人事变动,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文革已经起来之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反而还上升了。文革小组的人要把邓当作敌我矛盾来打击时,毛却提出要把刘邓分开。同时,毛一方面批准发表戚本禹的文章,指邓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向邓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写信”。 问:这和外面群众组织的斗争显然不是一回事。毛对邓为什么会有这种两面态度呢? 答:毛原本是把邓当作毛派的,在历史上事实如此。但中共夺国之后,邓开始和党内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关系密切起来,和刘、周的政务系统越走越近。因为邓这个人从来不是好高骛远、徒尚空言的人。他天性喜欢做实事,身上没有一点文人气,和毛那种云山雾罩的议事风格不一路。他当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本是毛的提议,但在浮夸风、大跃进中,他是了解中国有多少人饿死的,所以也赞成反冒进。对毛的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做法至少不推波助澜。所以毛说他开会坐的远,不说话,我想这是邓明哲保身的作法。文革毛要天下大乱,邓却生性喜纪律,所以参加派工作组的行列,要秩序。这点毛更生气,觉得邓背叛他,所以要整邓。但说实话,毛从未想将邓彻底打倒,关键时刻会保一下邓。邓自己看得明白,他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这是他本人的经验之谈。而且,毛是权谋高手,整人时下一步就已经想好。66年毛写信给江青,泄露出他并没有死心塌地地用林彪,所以留有一手。67年他对王力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可见邓是他手中的预备队。林与邓不是一个山头的人,毛的惯用手法就是拉一派打一派。 问:73年,邓小平复出,当时全国不少人觉得突然,不明白为什么。 答:为什么?林彪死后,毛要防的就是周。上次节目我们已经讲过,毛对周是相当残忍恶毒的。但林死了,周是众望所归的核心人物,毛必须找出一种力量来平衡,所以毛放邓出山。出山就让他参加批周会。邓是极聪明的人,第一他明白自己在毛手上是哪颗棋子。第二他明白毛为什么点名让他参加批周会,所以他说了一句双关语。他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这话说的实在高。第一他这是告诉周,毛怕你夺了他的权,第二也告诉毛,我会好好替你看管权力。所以毛会后急不可耐地问参加会的王海蓉“邓小平发言没有?”得知邓讲了话,他高兴了,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代也会发言”,甚至一时兴起,要找邓小平来谈话。所以可以说,毛当时确实有意让邓替代林,成为可供选择的接班人之一。 问:那么毛很快就对邓失望了吗? 答:是的,关键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在邓写给毛的信中,他对文革是大唱赞歌的,但他也是个倔人,骨子里对文革是反对的。他说永不翻案时可能也真诚,但真掌了权,要干实事,才能体会文革的灾难有多大。他反悔了,他选择的突破口是毛当时对“四人帮”的批评。毛召集在京政治局会议,讲了几句对四人帮批经验主义的批评,当然是保护性的批评,甚至还对张春桥说对不起。但邓却假戏真做,而且是和周联手一起做。邓在政治局会议上领头狠批四人帮,说四人帮“干扰主席”。但邓聪明,他知道毛让批江,但那是人家两口子的事,外人不能当真,适可而止最好。邓就在江青检讨了几句之后,就宣布批评会停止,给江青留了面子,因为给江青留面子就是给毛留面子。毛见邓果然知进退,便让邓全面主持中央工作,他这时仍看好邓的前景。 问:邓拿到实权后,一定会和文革造反派起冲突。 答:是的,这就是邓提出“整顿”的目的。当时,有些生产部门的权力在造反起家的干部手里,这些人本是毛精心培养的一个社会阶层。但要让国民经济有发展,首先就会和这些人冲突,比如铁路系统。邓让万里当铁道部长,亲自带领工作组下去抓,邓要对那些闹派系的坏头头坚决处理。当时真抓了、撤了一批文革中上来的头头。邓当时说:“这些人还不抓起来处理,要等到哪年呀”!他是看到国家已濒临崩溃,又有毛的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才下狠手。但这回他出手整的不是毛的敌人,而是毛的追随者。毛不动声色,看着邓干什么。邓大刀阔斧,从工业到农业,从科研到教育,从军队到地方,处处开花。关于邓的整顿,我们会专门有一节详细讲,今天大家只要记住一点,邓要干实事,虽然拿毛的指示当招牌,却和毛的基本思路相违背。毛关心的是邓能不能在他身后保住他的文革,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邓却以毛讲过的三句话为依据,来了个三项指示为纲。这让毛大失所望,所以他说:“还是他那一套,什么黑猫白猫”。这能看出毛本来寄希望于邓能像他在检讨中说的,拥护文革、保卫文革,谁知邓一下子就走到另一股道上了。这股道和毛发动文革的指导思想相违背。毛恼羞成怒,于是发动了他这辈子最后一次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因为他不能容忍邓和周站在一个立场上。
Dec 10,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毛如何考虑接班人问题
00:12:00
林彪垮台后,毛对所谓接班人问题有了新的考虑。他心里最提防的是周恩来,这反映了毛的农民心理,因为周在历史上有相当一段时间地位远高于毛,而且曾反对过毛的一些做法。毛的一生,始终有一种狭隘的农民意识,尤其在党内人事关系上,谁曾经反对过他,他是不会忘记的。重新考虑接班人,就是要防止位高权重又人望极高的周有机会上位。 问:接班人问题是毛永远挂在心上的问题,但似乎最终也没有让他满意的人选。 答:这是考察文革后期各种斗争的关键。毛不能把握他的生命,所以有种紧迫感。可以说接班人问题是他的软肋,也就是说他永远不放心他的身后事,不放心他费尽心力、搞得天怒人怨发动的文革,在他死后能否保存成果。你可以想象一下,若文革在他死后一风吹了,他最看重的自己的功业就几乎荡然无存。他几次讲他这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海岛上去,一是文革。但你仔细想想,前一件事他借助了外力,一是斯大林的指挥和援助,二是日本入侵。在打倒蒋介石,推翻民国政府这件事上,他的英明之处在于,1)不管他如何讨厌苏联人指手划脚,却基本上隐忍不发,听从斯大林的指示。你若仔细读读他和苏联,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你就能察觉出他甘愿忍耐服从的心理。因为他知道,离开苏联的支持、援助,他没可能推翻民国政府。2)他一眼就看穿了日寇入侵对他的野心、企求是绝大的利好。虽然当时苏联指示他和蒋合作,对抗日寇,他表面上服从,却反复向他的党内朋友说明,一定不能和日本人真打,只需装装样子,而要抓紧一切可能暗中扩大自己的力量。别以为他这个说服工作容易。当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都真心想和国民党合作,打击日本人,但毛还是最终说服了他们。所以他痛恨彭德怀搞什么百团大战,说彭是出风头。 问:在这点上,毛确实见识高于他的党内同志,而且看出了效果。那第二件事呢? 答:这第二件事,就是文革,可以说实实在在是他以一人之力发动并推行的。不但没有外部的太上皇,连他的革命对象都不是外敌而是曾经的党内同伙。所以,文革才是毛最上心,并倾全力要维护的东西。为此,接班人问题才成了心头大患。当时他找林彪当接班人,还有一个权谋上的考虑。他要借林彪在军队中的势力,为文革保驾护航。林彪表面上不抢上位,其实他内心早有谋算。62年七千人大会,他看准了毛在党内已引起强烈不满,刘邓都已成大气候,一个管国家建设,一个管党,林彪才发表那个讲话,实质上是救驾。随后又大捧毛,要把军队建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活学活用毛的著作,搞四个第一,突出政治,搔到毛的痒处。毛当时已经暗自把刘少奇这个已获党内公认的接班人当作了清算对象。他心里认定刘少奇的路线和他想要搞的东西不是一回事,但他仍对外说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64年,他对蒙哥马利说“我死之后就是刘接班”,这是欲擒故纵,放烟雾迷惑人。文革开始后,是江青忍不住说了出来,江说,62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受了气,文化大革命就是给毛主席出气。毛自己也对巴卢库说,62年他就觉察出有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其实他一直在拉拢林彪,林彪也是投桃报李。毛为了让林同意当接班人,甚至牺牲最忠于他的罗瑞卿,他心里其实知道罗是没有反对他的想法的。 问:以毛的猜疑性格,他对林彪就这么放心? 答:问得好。这个问题是需要仔细想想。我认为,毛从来对任何人都不放心。在历史上,专制独裁者最缺乏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信任,谁越接近他,他就越提防谁。66年7月8日毛在江青的信中已经暗示他认为林彪是在利用他,所谓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但有一个细节我们不要忽略,这信他给周恩来看,看后销毁了,但周留了一个抄件。毛为什么这么做呢?那时他还想不到林彪最后会和他拼个鱼死网破。我猜想,他这是提醒周,林这个接班人并不是不可改变的,甚至是要让周明白他从未决定把身后大权交给谁。以周的聪明,他当然知道毛这是在警告他,谁也别想觊觎他的权力。这个敲打周是心领神会的,因为周有个心病。历史上,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毛被剥夺了军权,让他完全靠边站,而周成了军事指挥的一把手。毛自己说那会儿他是“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毛由此过了两年多冷落的日子。这段经历成了他的心理强迫症,不时拿出来讲,让周永远战战兢兢,认为自己有罪。而林彪这个毛真真假假选定的接班人死后,周被形势推向了揽大权的地位。这个形势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对林彪事件的处理,他始终在第一线。虽然事事请示毛,向毛汇报,但毕竟与各个层次的人员亲自交往,以他的风度、干练、智慧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其二,在中美外交活动中,毛在背后,周在前台,外国人搞不懂中国人虚虚实实的那一套,认为周就是中国外交的掌舵人,所以世界上赞扬声一片,但这却让毛不舒服。毛身边的王海蓉、唐闻生受毛指使,到处搜集这些材料念给毛听,让毛感觉人家轻视了他。周对毛的心理活动是清楚的,他知道毛担心他自然而然成了接班人,所以才会有71年12月毛昏厥后经抢救苏醒,周握着毛的手流泪保证:“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的事。但毛明白,就算他活着周不会反对他,但死后谁能知? 问:所以你认为林死后毛对接班人问题的考虑首先就是提防周? 答:对,我确实这样看,这从批周会议可以看出。周不是主管外交吗?毛就在外交上找周的毛病。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刊《新情况》登了一篇文章,谈美苏签定防止核战争协定之后,“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认为“写得不错,值得研究”,毛却借题发挥,说是“放屁一通”,又气哼哼地说“凡是这类屁文章,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又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骂得周灰头土脸,忙写检讨。又因周在与基辛格会谈没有及时向毛汇报,而被认为“接受了核保护伞”。毛指示召开批周会,这个我们在前面的专题中已经讲过。今天那我们再讲点细节。江青上来就说这是林彪以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许世友这种武夫甚至跳到椅子上骂周“要搞修正主义”。王海蓉还特地点出毛讲话中提到“贼船”就是指周。周只能流着泪检讨再检讨。会上周单独坐在一边,与会者围坐在他对面,就是个批斗会的架势。据记载,周因手抖,请乔冠华帮忙纪录,竟被唐闻生喝止。每次批斗完,周都面色灰白,走路不稳。你说毛把周整到这份上,他还怎么可能有“接班”的想法。把周整得半死不活之后,一次会见外宾,沙发不够坐,周恩来竟然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让出沙发给王海蓉这些小翻译坐。毛看见了,指着王海蓉、唐闻生对外宾说:“总理可怜呀,让这些娘们整成这个样子”。从以上这些话可以看出毛的品性中的虐待狂的倾向。
Dec 04,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文革后期的三大疑案
00:12:00
一个历史时期走到末路时,统治集团内部一定会出现种种乱象,像晚明时所谓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疑案,搞得明朝末年统治集团内一片乱象,为明朝的崩溃埋下了伏笔。文革后期,中国政坛上也出现了中共三位重要官员离奇死亡的事件。当时社会上传言纷纷,老百姓演绎出许多故事,这种现象其实反映的正是毛的文革已走入穷途末路。 问:历史常有巧合之处,今天的题目容易让人想起历史上朝代更替的乱象。不过还是请你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所谓明末宫廷三大疑案吧。 答:好,稍微扯得有点远。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现象总不断地和现实联系在一起。案件本身的原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义。尤其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有许多前现代的要素,更容易让人产生历史联想。像76年周朱毛三巨头辞世,你一定还记得吉林陨石雨,驻马店水库溃堤,唐山大地震吧。汉代谶纬学专门从天人感应的角度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的关系,中国的这个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明末三大疑案,第一是疯汉张差闯入太子宫,持棍乱打皇太子朱常洛。这疯子是怎么进了禁宫找到太子乱打,始终是个迷。它牵涉到当时太子存废的宫廷争斗,黑幕重重。其二就是红丸案,太子朱常洛继位后,身体不适,服用太医所配红药丸,服后甚感舒服,再服一丸后却暴毙,这也引起宫廷内的大风波。其三是崇祯帝继位前,大臣坚决要求李选侍迁出乾清宫,以防她控制崇祯,也闹得鸡飞狗跳。这三大案之后,崇祯成了末代皇帝,明朝灭亡。 问:看起来真巧合,历史学家们都认为这三大案标志着明末的纷乱和衰亡的开始。那文革中的三大案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答:这第一桩是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被刺身亡。他是在戒备森严的军区大院自己家中被刺杀的,他当时身中两枪,一枪打在肚子上,一枪打在头上,他夫人也同时遇难。谭是林彪的嫡系,出身红一军团、红四军,一直到四野,全在林彪手下。案子发生后一直严格保密。我那时正在工厂里,两周才回一次北京,结果到了北京就有人悄悄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传闻更邪乎,说是有人要暗杀周恩来,让谭动手,他不敢,别人就杀了他灭口。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周恩来亲自过问此案,调查的结果是,军区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动手杀人,原因是文革中层层揭发,人人站队。王在这个揭发运动中遭人检举,说他出身富农有人命在身。谭甫仁批准要对他进行隔离审查。谁知王这个人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他在日记中记到:“这下儿完了,不是死刑也要终身劳改,我的老婆孩子也得受牵连。我不能这样死,要死也要杀几个人”。结果他就盗取手枪杀了谭。那个时候,谭在云南积极推行极左路线,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他主持清理阶级队伍,全省立了100多万人的案,抄家揪斗毒打,积下了大量仇恨。所以当时很多人不同情他,说是冤冤相报,孽债难逃。 问:是啊,现在大陆上不断发生命案,也是有些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索性一命换一命,或者一命换几命,这种报复社会的行为,反映了社会内在的暴戾的气氛。 答:再一个疑案是公安部部长李震命案。李震这个人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66年调到北京,一直在谢富治手下工作,谢很欣赏他。谢富治是老干部中追随四人帮的人,李震在他手下也是左得不得了。谢富治后来得了癌症,李震就掌了公安部的大权。林彪事件后,公安部的一些老人批评李震紧跟极左路线,制造冤假错案。李作检讨却不受谅解。周恩来曾经很严厉地批评他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当时中央正追查林彪余党,有些材料牵涉到李。结果73年10月22号,人们发现李半跪在公安部的供暖管道中间,脖子上有绳子,人已经死了。这个案子周恩来很重视,他当时认定李震没有自杀的理由,一定是他杀。这下子就往他杀的方向上去追,抓了不少人。有意思的是,当周向毛汇报李震的案子时,毛倒是问,为什么要杀他?并且给周讲我们刚才讲过的明末三大疑案。这样才朝自杀方面去考虑。经反复试验检验,最终判定李是自杀,而且原因也清楚了,李是追随谢富治和文革小组太紧,在公安部制造了大量冤案,林彪垮台后他一直心存畏惧,而公安部的另一派老干部如于桑等人对他穷追猛打不放松,他才决定一死了之。这是陷入党内斗争不能自拔的案例。可当时也是传言满天,什么苏联特务谋杀的,什么林彪有文件在他手上,林彪余党要杀人灭口。 问:看来卷入政治斗争是很危险的。 答:那要看是何种政治斗争。在民主制度下,就很难出这种事儿。上周萨科齐初选失败,也就甘心退出政坛。克林顿败选,川普再混蛋她也只能接受。但在中国和前苏联的共产体制下就不行,那是没规矩可讲的,全靠权谋。比如苏联的基洛夫被杀案,现在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斯大林干的,可他却因此抓了一大批人。基洛夫的死反倒成了大清洗的借口。中共党内争斗出人命的事儿不少,都是卷入了路线斗争,共产党内的权争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这第三大案,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良恩自杀。他的死更是一个典型的无辜者卷入党内斗争而遭毁灭的案例。他的遗书中说得明白:“九届二中全会,我是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对党和人民有罪,但属于上当受骗范围,绝没有和他们死党有串通”。王的所谓过错,其实根本不是过错。当时批判他的罪名有这么几条,第一他印发了庐山会议上支持设国家主席的《六号简报》,实际上王作为中办副主任,印发简报本来就是他的责任,只是这期简报中,有汪东兴支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汪想掩饰就怪罪到王良恩身上。第二,在庐山会议期间,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几个老军人,给毛和林彪写信,要求免除张春桥的职务。其实,这本来是林彪自己的意思,而且这是毛暗示给他的,毛这是在试探林,但林上了圈套。王把三上将的信转给了周恩来,是周转给毛、林的。但林彪为了保护这几位将军,扣下了这些信,没有转给毛。林垮台后,从林彪住处查到了这些信,江青大怒,说她是林彪专案组成员,为什么没有看过这些信,一查是王良恩签发的。第三件事儿,是王把江青参与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上交存档,结果江青大闹,说王良恩整她的黑材料,硬说王迫害她,是个野心家阴谋家,还说王良恩要危害党中央毛主席。这个女人疯狂之极,这些大帽子都是她随意扣上的,可王怎么受得了,只有死路一条。王的案子清楚地说明了,文革已经走投无路,党内派系横生,阵线混乱,下面做具体工作的人动辄得咎,你再小心也难逃别人的诬陷。当时江青一骂王,中办的不少人立刻落井下石,把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都暴露出来了。这就是共产党内斗的基本规律,以恶为价值取向。
Nov 28,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文化革命的目的与新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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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地下读书运动中被广泛阅读的一些重要著作,激发了一些青年人的激烈讨论。吉拉斯的《新阶级》就是其中一本。当时一些青年就文革的性质和毛发动文革的目的与新阶级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在他们看来,毛发动文革恰恰是为了新阶级独占统治权。 问:上一次的节目中,你谈到了文革地下读书运动是真正的启蒙运动。今天想请你给听友们更具体地讲讲这一点,最好能从当年地下读书运动中最重要的著作入手。 答:这当然好,但也可能有点抽象,听起来乏味。不过既然这是很重要的内容,我就试着谈一谈。就我个人所熟悉的地下读书运动,其中最让人震动的书是吉拉斯的《新阶级》。我记得当时的作者被译作德热拉斯。我的几位大朋友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阅读和讨论这部书。我受他们的影响,也认真读了这部书。可以说,我心目中的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理想,让这部书打得粉碎。首先,这部书简明扼要地从哲学上论证了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只是哲学发展中的一派观点。到了列宁手中,它完全变成了蒙昧主义的工具。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已不复存在。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辩证唯物主义还有一点探索真理的意义,在列宁那里已经完全变成了自大狂的宗教信条。从前听到那些共产党的宣传口号,什么“只有共产党发现了社会运动的真理”、“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总觉得不可信。看了吉拉斯的这部书才明白,所谓共产主义是人类解放的“唯一真理”、“唯一道路”,不仅不真,而且是个大灾难。循着这条路走,只能建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暴力专制国家。 问:那这样看,对文化革命中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不是也会产生怀疑? 答:当然。在这部书中,吉拉斯有句名言:“共产主义革命根本不可能完成他们狂热地信以为可能的事情。因此没有其他革命,比它许诺的如此之多,而完成得如此之少”。看看自己周围的现实,会发现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允诺同现实生活差距如此之大,再仔细想,甚至能发现它的许诺与它的行为往往正相反。记得当时我们争的最多的问题是,毛发动文革,提出整党内走资派,是不是毛意识到了新阶级的问题,要通过文革来消灭这个党内新阶级。当时争论得极为激烈,因为对毛个人的迷信还牢牢盘踞在我们这些青少年的心中。有怀疑但没有勇气否定毛。结果就出现了悖论,从理论上所谓共产主义理想这套东西已丧失了现实的说服力。可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还心存敬畏。 问:这个冲突很尖锐啊,你们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答:当时引我们走出悖论的是《新阶级》这部书的第二个要点:新阶级的形成和运作方式。吉拉斯分析道,新阶级其实就是由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中的职业革命家组成。它的主要特点有六,其一,这个阶级实际上是共产制度官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即党的政治官僚。其二,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便是所谓全民所有制。凡是冠以全民之名的财富,实际上就是这个新阶级自身的财富。所以在类似前苏联、中国、北韩这样的国家,国库党库是不分的。这个新阶级可以任意侵吞国库,用全体国民的血汗来养党的各类机构。例如所谓工、青、妇,甚至人大也实际上是党的一个机构。同时还养它自己的报纸宣传机关,甚至国家的军队都变成了这个阶级的家丁。其三,由于所谓国家财产就是这个新阶级的私产,所以他们可以任意挥霍,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全世界送钱,搞各种面子工程,劳民伤财而完全不顾及国民的意愿。其四,这个阶级的最上层可以按照等级享受各类特权,修行宫建别墅,圈起国家最好的地方为自己私用。其五,对国家外交政策的选择,必然会首先考虑一党利益,在党的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一定是按照党的利益来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国家暴力来捍卫一党之私。其六,这个阶级的权力更迭转移,一定是通过黑箱作业,私相授受,若不能通过党内交易完成,就一定会是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 问:看起来吉拉斯的分析还是很符合实际,很客观的。 答:当然啦,因为吉拉斯本人从前是圈内人,他甚至也是新阶级的一分子。他是南共联盟的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的议长,副总统,可谓位高权重。但是他却认为,追求真理讲出真话,是人生的基本价值。一旦他发现了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是造就了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对人民的掠夺和镇压比此前的统治阶级更残忍、更无耻,他就不顾高官厚禄,不怕坐牢判刑,开除出党而说出真相。当时我们读他的书,虽然有争论,但对他这个人都是真心佩服。但是问题仍在,毛发动文革真的是要推翻这个新阶级吗?经过反复讨论,大家逐渐取得了一定的共识,那就是毛的文革并不是要解决共产党这个新阶级本身,而是要使这个新阶级按照毛本人的意志来行动。因为他要达到的目的,不是让中国成为一个自由的民主宪政的国家,而是要让中国人永远生活在他从俄国搬来的共产体制之下。而新阶级产生的土壤,恰恰是这个共产体制。所以不管毛提出了多少鼓励老百姓造反的口号,无论他怎样号召打倒党内资产阶级,都和推翻新阶级无关。相反,文化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正是为了巩固他从苏俄搬来的这个制度。所谓“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就是让新阶级永远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当时在讨论中,有人坚持认为毛是有善良愿望的,只是对新阶级没有真正的认识。也有朋友指出,不是毛对新阶级认识不足,相反他的逻辑是极为清楚的,是打了天下就要坐天下的逻辑。他认为,只要能保证共产党在他的绝对控制之下,就能保证共产党的江山不丢,这实际上恰是把国家当成一党私产的意识,这也恰是新阶级的根本意识。正像吉拉斯在书中所指出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了一个握有空前绝后权威的新阶级,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党是这个阶级的核心和基础,党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权的剥削者和主人”。 问:当时你们是不是也讨论过中国未来的出路? 答:当时有各种设想,最集中的一个想法就是毛身后党内权力斗争会引起党的分裂。那时可能会出现新的力量来主导中国的方向。但是什么方向却不能肯定,只是有一点,中国必须要改变,这已经是党内外明智之士的共识。所以后来邓主导的改革开放得到了一致的拥护。但是由于产生新阶级的制度土壤没有改变,新阶级依然牢固地把握着中国。唯一的变化是,在吉拉斯看来,新阶级的财富占有是通过党对权力的占有,因而是不能继承的。可中国目前的状态,是官二代、富二代浑然一体,他们不但掌握着目前的权力和财富,而且也掠夺了全体国民的未来,这才是最可怕的。国内有许多人看到了这一点,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固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新阶级对全体国民的掠夺,只能靠国家体制向民主宪政转型来改变。这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Nov 21,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文革50周年印象记忆:《眼见 “为实”》 -文革五十周年艺术展项目专访
00:13:54
2016年恰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50周年纪念, 在今年世界各地学者、文革亲历者和关心这一问题的中国百姓,通过多种形式对这个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进行回顾和反思。然而就目前来说,在世界范围内因为种种困难和选择表达方式的不同,很少有人通过艺术的形式对文革中的历程进行纪念,因此法广请来了正在德国汉堡举办题为《眼见 “为实”》 -文革五十周年艺术展的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中国语言文化系教师,艺术家倪少峰先生,对此次展览和以及他认为今天对文革的回顾和半个多世纪后,当下中国年轻人的关联进行专访。 法广:倪少锋先生您好, 请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此发起名为《眼见 “为实”》-文革五十年艺术项目展览的初衷是什么?(此链接含有该项目的Youtube视频介绍) 倪少峰:文革五十年过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特别是那些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必然会留下各种各样的记忆。而应该讲,我在童年时经历了文革时期的末期,我们是没有童年的一代。我们的童年就被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所冲击,所以文革对我们之后的发展影响深远。如今距离文革发动五十年了,我觉得自己作为艺术家,有必要为此做出反应,主要基于这个想法我就联系了自己的几个朋友来做这样一个项目。  法广:您是否能像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您此次展览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具体的形式是什么? 倪少峰:这次展览主要的关注点是关于文革的记忆。我们在思考一个人是如何记忆的,而记忆的时候人们大部门会采用图像的形式,因此很多人在回忆一些历史事件时,脑子里会浮现历史的图片,或者眼见的东西。所以我们此次展览的题目叫做《眼见 “为实”》,而为实二字在中文正好是反过来的,在中国古代时当一个词反过来后,就具有一个阴阳两届的寓意。也就是说,人们从这个角度看到的和从另一个以后角度看到的寓意正好相反。关于展览本身它采用了水墨画和油画的双重形式。我主要用了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而来自山东的艺术家、画家邓怀东先生则采用了油画的形式来完成我们的主要展品。在创作展品时,我们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在文革历史照片上下功夫。这些照片从文革留存下来,但是它们确实很值得怀疑的一些照片。因为当时所拍下的照片大部分是出于宣传需要,离现实就非常遥远了。而这批照片留存至今,未来的人们通过它们回顾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而此次展览我们就是在考虑艺术家如何对此做出反应。 法广:您刚才也说到对文革老照片的再制作是此次展览的主题之一,您可否介绍您们在选择照片的时候方法和标准如何?而在选照片过程中是否也经历了从您角度的筛选? 倪少峰:这是很必然的,这些照片的留存会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李振盛先生出版的《红色新闻兵》,它对人们后来对文革的图片记忆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实际选择中我们还是倾向于在当时人们视觉经验当中,文革的主流宣传媒体当中经常出现的图像,比如毛泽东和林彪接见红卫兵的图像,以及当时的《中国画报》。 法广:在您选择的文革历史图片是按历史发生时间选择的,还是从艺术家和创作者的角度而选取的? 倪少峰:我们还是从当时这些照片知名度选择的角度较多,着重点在于常见会未来留在人们记忆当中的图像。这样做反而避免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批判意义的图像,要点就是它们能反映当时宣传的特点。 法广:我们也知道现如今所谓的photoshop技能, 在文革当时就得到官方的普遍应用, 特别是在消抹公众对某个被打倒的领导人或污点事件的记忆上, 而今天您却想用相反的方式来唤起人们对文革的记忆, 这种对历史官方记忆和民间记忆的对话,您对此是否有所评论? 倪少峰:通过这样一组展品主要是引发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尤其是对眼见东西的思考。我们不要把眼见的东西当作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对眼见的,图像呈现给我们的东西进行反思,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些文革历史图片究竟背后是什么事实。作为我们自己艺术家在创作时这就涉及到面对这样一组很成问题的图像,如何加以处理的问题。我们的处理方式是把这些照片进行放大,印制并随后贴在墙体上面。因为目前条件的不允许,我们就在国内找了一个偏僻的地区用各种各样的墙体作为载体,把这些图片贴在墙体之上并再次拍摄。而通过这样一个直接和现实与墙体的接触之后,从而使图片产生了变异的效果。在有了变异效果之后,我们就又试图发觉其中具有绘画语言性的东西,来以美术的方式,重新给这批文革历史照片赋予一种现实感。莫妮卡·瓦格纳教授在给此次展览目录撰写的一篇文章当中,她把这个过程称作图像的再教育,我觉得她这样一说确切的点名了我们创作的过程。我们通过展品对图像本身提出质疑并随后做出再次的加工,给予其新的内容。 法广:在了解此次展览中您所提出对文革存在着3种不同的记忆,有官方记忆,集体记忆和私人记忆,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这些概念。 倪少峰:所谓官方记忆我们想通过油画的形式对,以比较大的篇幅进行再次复制,使之后画出来的油画具有更强的现实感,而这种现实感是接近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伪造的历史,也是如此引起人们对图像真实性的关注。集体记忆的部分则是通过把选好的照片做成50张小的画稿,把画稿进行再次放大处理充实成为50张新的作品。而这样50x50实际上这个部分有2500幅作品,它的量非常大。再把它们都排成一个绘画长廊的形式,成为一种“弥漫天地”的图像,观者则在这些水墨画作品的夹缝当中,被逼迫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看这些图像,但永远无法得到这些图像的完整概念。这样给予观众们一种漂浮在集体无意识的记忆。 法广:在展览介绍中提到:给予观者记忆本身并不确定的观感,并提供反思的空间。此即本项目的主导思想。? 请您是否能更好的解释一下这个主导思想, 除了画面的不同 这个 不确定的观感由何而来? 倪少峰:首先此次展览通过三种不同的解释方式,同样的图片经过三种不同的阐释方式,而每一种都带有它自己不同的特点,这样就逼迫观者在图像之间进行对比、观察和思考。而通过这个过程观者们再回到文革照片本身就很难再说它们是肯定的历史事实,而要询问其中那个更真实。 大家都知道每当国庆或抗战纪念诸如此类大型活动时,国内都会推出大型历史题材的绘画。 这些作品大多都是采用一种“社会主义现实”的语言,通过这种方式所创造的图像通常离着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更像是在重新塑造历史。 法广:这一部分是通过您的展览对官方给文革下的定义做一个重新的思考和质疑,是否如此? 倪少峰:对,在未来我希望有一天(这些作品能在中国大陆展览),因为这些作品是给中国人做的。现在艺术界有一种倾向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 来,尤其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因为中国自身文化符号的频乏,我们不断地被西方所“消费”,文革也因此成为一个热门题材,有些政治反讽的作品进入艺术的视野,而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很成问题,希望通过此次展览的形式在重新对文革进行阐释。我希望未来有一天在中国当人们在反思和阐述文革时,会浮现在人们的眼前,进入人们的视野。 法广:可以看到在展览主题中很多都是关于文革当时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比如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和红卫兵自身在政治运动中活动的例子。通过此次展览,您是否有对当今中国年轻人们所表达的信息, 文革发动50年后当时的年轻人和现在年轻人们的生活联系还强烈吗? 倪少峰:我认为很强烈,虽然我们生活在不一样的时代,但是年轻人同样面临着选择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社会潮流性运动如何进行个体选择的问题,这是一个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一种非常物质化的生活态度,而从年轻人角度对此的反思则非常少。在文革时的社会潮流可以说是一种泛政治的倾向和态度,实际上当时的年轻人对此也很少进行反思。我们对现实应具有对当世反思的态度。同时今天的青年们,(特别是在大陆成长的年轻人们)还面临着缺乏对自己本国了解的问题。在历史的纵深感开始慢慢趋于扁平时,对大陆的历史茫然无知。 法广:但其实他们现在身处的大环境与文革类似,当年是泛政治的,现在是泛物质的,但同样缺少来自年轻人对现世的反思,是这样的吗? 倪少峰:对,我很希望如今的年轻人通过看到我们所经历过的更明显的苦难、困境和问题对作为自己个体在如此环境之下今后的选择做出思考。作为历史当然是为了未来。我特别希望有年轻人来关注对文革的思考,但是中国的年轻人由于对这段历史缺乏最基本的认识,反而是有些西方的年轻人,比方说我的学生对此更感兴趣。在看到此次展览的作品时,有的人还感到很感动,有的学生甚至在看了这些作品后眼睛里含着泪。而在这里我所接触的中国学生,我感觉对此兴趣并不大,当然也有更希望了解自己不知道历史的学生也来问我关于文革的问题。我对他们提出对文革常识性的问题,如你知道样板戏吗,看到里面跳舞的人有什么感觉?但我发现他们对这段刚刚过去历史的知识,对文革反而茫然无知。 法广:最后您能否向我们听众在哪里能更多的了解到关于您展览的介绍和信息呢? 倪少峰: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网页专门介绍此次展览,大家如果登陆这个网站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 目前这个展览是从11月9号到11月29号,正好在德国汉堡有一个中国月(China Time)这其中展出。 而展出地点的具体地址是在一个汉堡当地叫Barlach Halle K的场馆当中,青年人如果恰逢这时来到汉堡不妨去看一看,可能会有些触动我会很高兴。 感谢倪少峰先生能接受法广的采访。
Nov 19,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文革中的地下读书运动
00:10:37
文革狂热沉寂之后,大约在67年底,中国大陆上悄悄开始了一场读书运动。它遍布全国,参加者有66年狂热的红卫兵,有运动中的逍遥派,有被批被整的高干子女。读书的人有不少成为卓越的思想家,最早的反对派。可以说在中国黑暗到极点时,仍有一丝光亮,这证明人追求思想自由的愿望是不可战胜的。 问:文革是毛体制控制社会最严酷的时代。旧有党政机关被砸烂之后,对社会的控制通过工宣队和军事管制。但在社会的地下,却又极有活力,尤其在思想领域,仿佛有一个和官方舆论宣传完全无关的思想世界。请你给听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答:历史事实确如你所说的,这反映出人性中有追求思想自由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先介绍背景情况:自66年底,文革运动的一些狂热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本来在66年上半年拼命鼓动红卫兵造反,半年之后,他感觉红卫兵的“冲锋队”作用已经结束,特别是66年底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开始与中央文革对抗。毛发现这些孩子已经不听使唤,就开始谈“小将犯错误”的问题。江青在12月23日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公开指责“西纠”,说他们凌驾于毛之上。她特别指出“要对这些小家伙专政”,说“这些人中有可能有将军之子,元帅之子,国家主席副主席之子,部长副部长之子,谁要那样干,就得去坐社会主义国家的牢”。这种用时捧上天,不用时打入狱的做法,让一些冷静下来的红卫兵开始产生怀疑,对自己听了毛的话,大肆造反的那些理想目标,究竟对不对。特别是对中央文革的做法产生怀疑和批判。67年1月8日,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有人以“延征”的笔名,贴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指责中央文革对青年学生的镇压,是“左倾机会主义”。 问:看来对文革中许多做法的怀疑出现得很早。 答:是的。正是这种怀疑和不满,使一些好学的青年人回头读书,而且全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了许多读书会性质的小组织,比如北京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武汉的“北斗星学会”,湖南的“毛泽东主义小组”,上海的“东方学会”。这些喜欢思考的青年人读书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其一,首先读的是马克思列宁,他们想从革命理论的来源处搞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阅读和思考,有些人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比如杨小凯撰写的《中国向何处去》,系统阐发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其二,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外国的著作,有政治理论也有文学名著。当时大部分在地下读书的人是西化派,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来确立自己的价值观,比如徐晓,就记载下她读《怎么办》的感想。她说:“罗朴霍夫假装自杀,成全其朋友与妻子的恋情,这故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它诠释的不止是浪漫,不止是高尚,而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使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这种思想不仅中共的教育中不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不存在。其三,文革中除了毛和马恩列斯的著作,几乎所有的图书都成了封资修黑货,所以要读书就要读禁书。那些灰皮书、黄皮书成了抢手货。当时地下读书中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托洛斯基的《斯大林评传》都是六十年代为了所谓反修防修,翻译出来供高干阅读的。读这些书是有级别限制的,像《新阶级》就是副部长以上级别的人才能看。读书按级别,这是人类阅读史上的奇闻,只有共产党能造出这种制度。所以最早的地下读书人有许多高干子弟。虽然老子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但家中还留下了一些书,于是读了,而且流传起来。更有许多家里没书的平民子弟,就去偷书,像我的朋友朱正琳在贵阳被捕入狱,公安人员就从他家中搜出了3000多册书,都是贵阳那些爱书的人从图书馆撬门进去偷出来的。其四,就是读书交流。互不相识的小圈子会因一本书的借阅而沟通起来,甚至会有远距离的交流,通过书信交流读书心得。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些101中的老高中生,他们曾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讨论《新阶级》,那时我年纪还小,没有参加讨论,但我的一位大朋友,把他们之间的通信给我看过,当时真在心里引起了震动。比如有一句话,“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必然要在实际上引起在一切知识活动领域里专制”。 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教条啊! 答:没错,正因为如此,当你看到有人你说,这个说法是一切思想专制的来源,你不能不吃一惊。再仔细想想,发现事实果然如此,从此迷信就打破了。从我个人的精神发展史来看,文革的地下读书运动,有关键性的启蒙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我当年在工厂当工人时,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向我介绍了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我读这部书就是从马海德的儿子幼马处借到的。 问:你说的这位马海德,是不是那位被称为“活着的白求恩”的外国专家? 答:对,他早年在延安帮共产党。中共夺权后,是他帮助建立了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我借到这部书就通宵夜读,有关西方现代艺术的知识,当时全来自这部书。那时因为书少,借书都有时间限制,所以常常要抓紧读,还要抄。说来有趣儿,那会儿有些书的政治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可读书的人并不分辨,是书就拿来读。像哈耶克和科切托夫,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敌对的,可我们一样读,一样吸收,所以那时在思想中是一团混乱,像胡平那样在七十年代就能写出逻辑一贯、说理充分的《论言论自由》实在是罕见的。他是地下读书运动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 问:听你这样介绍,地下读书运动为思想解放运动做了准备。 答:对极了,正因为有文革长达数年的地下读书,才唤醒了一大批有头脑的青年人对毛对文革进而对共产体制的全面否定和批判。所以,四五运动是地下读书运动的一次大检阅。别忘了,改革开放之前,先有思想解放运动。当年《读书》杂志上,最早登出来的有震撼力的文章,就是李洪林先生的《读书无禁区》。当年因地下读书有不少人锒铛入狱,这些人中有的人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比如何维凌。他的地下读书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是当时北大青年学生中思想比较深刻的一些人,何为此入狱,文革结束后,何先生是推动经济改革的大声疾呼者之一,他的许多想法都来自文革地下读书中汲取的养料。何先生在六四前,努力调解学生和政府的关系,希望引导事件和平解决。结果六四前被秘密绑架,我想他在狱中一定会回忆起他因文革地下读书运动而坐牢的往事吧。
Nov 13,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关于广西文革中的杀人吃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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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广西在文革高潮中,出现了大规模杀人吃人事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罕见的。它是毛发动的文革中的重大罪恶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和耻辱。 问:文革中曾出现过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其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发生在广西的杀人吃人狂潮。请你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答:这个题目我想了很久,一直不敢触及,因为实在太血腥,太残酷。在20世纪下半叶,在人类文明已经昌明发达的现代,一个号称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会出现这种事情,实在值得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起来好好分析一下。现居美国的郑义先生,曾冒着大风险,亲往广西出事的几个县,实地调查采访,写出了材料翔实,分析到位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是一部不朽之作,但可惜在大陆不能印行,书是在香港出的。大陆当局就是要想尽办法,封杀历史真相,因为广西的这场杀人吃人狂潮,是以革命的名义,以响应毛的号召,把阶级斗争推向极端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时上断头台的罗兰夫人曾有名言:“自由,自由,一切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我们把这话改一下,“革命,革命,一切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是恰如其分的。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大背景。广西响应毛的文革号召而成立的造反派,有两大组织,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一个是“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四二二”。当时广西主政的是韦国清,他是所谓“联指”的后台。1968年春天,他就曾调动军队,屠杀“四二二”组织的造反群众。当时最残酷的屠杀发生在融安县长安镇。那年八月二十一日,是长安镇老百姓赶集的日子,广西叫圩日,由韦国清当局支持的造反派“联指”带着武装民兵,从镇百货商场中抓到200多名四二二组织成员游街,走到市中心广场时,这些联指的纠察队员,把抓来的人,一个个推到人群面前,宣布罪状,然后有人大声问: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围观的愚众大喊:“杀”。只见人群一拥而上,大棒砖头一起向所谓阶级敌人头上砸去,这群造反暴徒手中没有凶器的,就从赶集的农民手中抢过扁担,抡起小摊上的板凳,把人往死里打,一时血肉横飞,有一位目击者纪录道:“哪怕平时与这些牛鬼蛇神素不相识,此时也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非置之死地而后快。有些人平日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车间工友,同校的师生,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此时都六亲不认,非把对方打死才解气。满街的哭声、求饶声、追打声、谩骂声、狂笑声,声声撕心裂肺,满街溅撒着鲜红的人血,汇聚成一条小沟,到处是沾满鲜血的砖头、石块木棒,横七竖八的尸体”。 问:这种光天化日下任意屠杀人命的做法,完全超出人的道德底线,平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怎么能下得去手? 答:问得好。什么东西能够做这种暴行的借口?那就是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种理论鼓动下,只要面对的人被划入了阶级敌人的行列,就可以任意屠杀。当天下午,县革委会竟然召开会议,肯定这场屠杀的经验,说很值得推广。在广西有二十一类人被划入阶级敌人阵营,几乎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也就是说,谁都可以是阶级敌人,想杀谁就杀谁。人类历史上,以革命意识形态为理由,大开杀戒的,除了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就是毛领导的造反派了。但杀人面之广,手段之野蛮,毛绝对超过列宁。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建筑在无辜者的鲜血与白骨之上的,这已是历史的定论。广西的文革暴行,除了大规模屠杀之外,更骇人听闻的,是在批斗所谓阶级敌人之后,剖心挖肝割肉,革命群众一拥而上,分而食之,而且这不是个别情况,据宋永毅先生研究,广西一半以上的地区发生过吃人事件,我们稍微举几个例子:武宣县武宣中学和桐岭中学,学生吃掉老师和校长。6月18号,武宣中学吴树芳等五位老师,被十几个学生批斗,吴老师当场被学生用木棍打死,一位姓廖的同学对同伴说:听说人肝可以做药,咱们搞点来?于是,几个同学动手,剖腹摘肝,又煮又烤,十七人分食。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憑被学生批斗后乱棍打死,被黄姓学生及张姓女生剖腹取肝,剜肉到骨,在学校厨房旁烤食。郑义先生深入研究广西吃人狂潮后,总结出吃人三阶段:第一,偷偷摸摸吃,杀人后等到夜深人静再偷偷回去割下心肝,用佐料烹煮后下酒;第二,大张旗鼓公开吃,甚至红旗飘飘,口号声声,为了良心上不受谴责,有的村将人肉和猪肉混切一起炖,然后全村人人都必须来吃,达成阶级立场的一致与坚定;第三,是群众性疯狂阶段,人已经形同群狼,动不动拉出一些阶级敌人批斗,每斗必吃。在吃人最盛的武宣县,竟形成真正的人肉宴,人肉人心人腰人肘子人的蹄筋,用各种方法制成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 问:这简直不能想象,可又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国大陆,而且伴随着文革的高潮。 答:你看,人人都说,有人类末日。这个广西吃人的时代,像不像人类末日?宗教中有末日审判,可文革中的滔天大罪,竟无人追究。若不是郑义,宋永毅等先生艰苦卓绝的努力,可能这滔天大罪会不留痕迹地永远消失,这才是最可怕的。有一位专吃男性生殖器的女官员,竟然接连提升,当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追查吃人事件,她受的处分,不过是下放去当工人。郑义先生曾经亲自访问了一位杀人食肉的贫下中农叫易晚生,他竟然理直气壮地说,是我杀了他,谁来问我都不怕。干革命心红胆壮!毛主席说,不是我们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 问:这样大规模的犯罪,为什么无人制止? 答:这个问题,宋永毅先生的研究,得出了结论:这个杀人吃人狂潮,是国家机器的行为。因为当时广西党政军都在韦国清控制之下运转良好,在后来查实的200多名吃人者中,竟有120多人具有国家机器的身份,他们是区县武装部长,武装民兵指挥员,革委会干部,公社生产队一级领导。这些人公开煽动要对所谓阶级敌人“刮十二级风”,在武宣县参与吃人的130人中,竟有中共党员91人。显然这些人认为,吃人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行动,否则他们也不能这样肆无忌惮,大张旗鼓。中共建政后,曾有过一个人相食的时期,那是毛力推三面红旗,大跃进的结果,全国饿死3000多万人,出现了人相食的事件,所以才会有刘少奇跟毛说“人相食,要上史书的”。但那时吃人,纯粹是饿疯了。而广西文革吃人,却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号下,紧跟毛的革命理论的结果,所以更可怕。今天我们以极沉痛的心情谈这个问题,就是要让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所谓共产主理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谓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
Nov 05,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评法批儒运动的实质是毛试图重振文革的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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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评法批儒运动的实质,是毛试图重振文革的旗鼓。批林批孔的背后玄机是警告周恩来不要借批林而批左,翻文革的案。而评法批儒运动中,对儒法两家的评判,反映出毛对 中国传统思想的取舍。在毛的心目中,讲仁爱宽恕的儒家,是反动的,而讲强君弱民,以权术酷法治人的法家是先进的。天下苦秦久矣,而毛决心延续天下的苦难。 问:林彪事件之后,文革破产已成事实,连毛本人也被迫做过一些让步,放松了对老干部的进一步迫害,也默认周所做的一些补救工作。但随后又掀起评法批儒运动,当时观察到毛的意图的人,把这场运动的目的概括为“批林批孔批周公”。请你给听友们解释一下这背后的关系好吗? 答:我们前次讲过,林彪死后,周恩来大哭的事儿。当时纪登奎劝他,他说,“你们不懂,事儿还没完”。这件没有完的事儿,就是周知道今后他成了毛加意 防范整治的第一人了。1973年底,毛指使“四人帮”开会批周,对在中美和解中“功高震主”的周恩来极尽羞辱。批他“右倾投降主义”,“想当苏联人的儿皇 帝”。其实,周是一丝一毫也没这种心思,纯是毛的妄想狂、虐待狂大发作。周照例唾面自干,带着癌症的痛苦折磨检讨认罪。毛在周的治疗上设置障碍,他心里明 白周活不长久,但也知道周仍有利用价值。他扶邓小平起来制衡周,又留周在权力中心平衡邓。周在林彪事件后试图批左,来纠正文革的疯狂,这让毛认定,周是反 文革势力的总代表。毛除了组织上加强“四人帮”左派力量之外,在意识形态上也要找个突破口。73年春天,毛读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写了首打油诗给江青, 说是“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这是因为柳宗元在他的名文《封建论》中,赞扬秦,废分封制改郡县制。我们知道,毛是自诩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对秦始皇信奉 法家以暴力一统宇内,又焚书坑儒,是极为欣赏的。但占据中国传统思想中心的儒家,对秦始皇不施仁政,暴戾无道,一贯持谴责批判态度。贾谊《过秦论》中所谓 “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已成千年定论。林彪集团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痛斥毛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这触 了毛的痛处。所以他为暴秦正名,也是为自己的专制合法性正名。 问:那么评法批儒又如何成了批林批孔运动的中心内容呢? 答:评法批儒实际上反映了毛本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取舍。毛后来给郭沫若写了一首诗,亮了底牌。诗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 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毛给毛远新讲解这首诗的时候说,“人家打着批极左的旗号主张回到刘少奇,反攻倒算呢!要批孔,反对倒退”。这个“人家”就是指 的周恩来。可见在毛心目中,周就是当代儒家代表。他听说林彪家里有些读孔子的笔记和条幅,立即让谢静宜去好好找找。他的打算是让周与林彪挂在一起,脱不了 干系。孔夫子成了文革初起时用来祭旗的海瑞。“四人帮”受毛指点,组织了批孔文章。他们给孔夫子扣上了几顶帽子,一是说,孔夫子的阶级立场是奴隶主阶层, 二是说,所谓仁者爱人是没有阶级性的,天下只有阶级斗争,没有博爱。三是说,孔子的“有教无类”是抹杀教育的阶级性,而共产党就是要抓紧教育大权,培养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四是说,孔子崇尚周礼,就是要复辟倒退,这就和党内有人要否定文革,复辟倒退挂上了钩。这些都不合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理论。而法家的那些主张,则合毛的心意。一是君权至尊,儒家孟子还讲暴君可诛可替,而法家韩非则认为“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无论君主如何昏庸残 暴,也不可反对。二是法家极其反智愚民,认为士人之议论,会不同于君心独断的方针,所以必须铲除。换成毛的语言,就是“如有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 裁”,也就是当下中共宣扬的不许妄议、媒体姓党。三是法家所用的那套法、术、势理论,把君主驭臣之术讲透了,是宫廷权斗的不二法门。毛对此领会极深,也用 得炉火纯青。 问:看来评法批儒完全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现实问题。 答:当然,毛对某些理论有兴趣时,一定是他有现实的需要。儒法两家理论上的区别,反映了他在现实中的理论取舍。法家这套强君弱民、揽权驭臣,在政治 斗争中没有道德底线,以取胜夺权为唯一目的的理论,适合他的需要,也符合他的治国方略。而儒家那套仁义礼智信,对他的肆意妄为,会有约束和妨碍。他当然不 取。若党内的人身上有儒者之风,他是不能忍受的。在他心目中,周恩来就有儒家的味道。所以借评法批儒整他,是个很好的借口。有趣儿的是,他在国内这么一 闹,海外华人世界反应很大。当时身居香港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就是痛心疾首。在他看来,儒家代表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中 国走向世界文明,实现民主自由,一定不能离开这个基础。他当时连续发表文章,捍卫孔子,捍卫儒学,表现出一位醇醇大儒的风骨。国内侯敏先生曾专门论述过唐 君毅先生对儒法两派基本区别的辨析。他指出,“唐君毅以为,儒家与法家的不同,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在政治上法家主张集权于中央政府与君王,儒家则分权于 社会与地方政府。法家积财于政府,儒家藏富于民。儒家尊重隐者、逸民以及知识分子,法家施行苛政,对凡不受政府控制者,皆欲斩杀。二,在文化教育上,儒家 主张通古今之变,法家只重当今之实用。儒家在国家之外更有“家”和“天下”,法家只求强国与内政,不重家庭,控制言论,不求人心之开放。正因为法家以法术 权势为治本,在内心身处最怕贤才与智者,分去君权。故反对儒家尚贤与尊师,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儒家则以“无贤智无以成教化”为出发点,主张 唯有教化方能达于长治久安”。唐君毅先生总结说,儒家的政教,是为人民而存在,法家却是人民为君王而存在。唐先生是以君子之心看待评法批儒,但他不明白, 评法批儒不过是毛开展党内斗争的一个手段,更不明白毛的法家,是西方化了的法家,是马基雅维利主义通过列宁式的政党模式,掺上中国式的权谋。毛所谓的马克 思加秦始皇,其实就是这套东西。
Oct 30,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五七一工程纪要”:文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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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文革中,中共发布过许多文件和所谓罪行材料。不过这些文件大多数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套话、空话,那些罪行材料也大多数是伪造的。但是,当时向全国老百姓公布的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中,有一个特殊的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它在全国人民的思想中引起巨大震动,后来有人将它称之为“第一个启蒙文件”。 问:一九七一年“五七一工程纪要”引起的震动。这个纪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谈论中国的形势,评判毛泽东,那些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做梦都不会想到。 答:林彪事件给全国的震动是两方面的。其一,一个宫廷政变式的连续剧,林彪作为主角,扮演的角色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位对毛说了最多好话,将之吹捧到了无以复加地位的人,给人们的形象,要么就是手举小红书跟在毛身后,要么就是正襟危坐学毛著,却突然叛国而逃,摔死在蒙古沙漠中。这位副统帅、接班人,突然成了叛徒,而且全无前兆,来得突然,让全国老百姓惊呆了。所以还出过那种事儿,台上正传达林彪事件,台下有战士拿枪要毙了“污蔑林副统帅”的人。其二,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给那些还存有理智,多少能独立思考的人,一个反省的契机。 我自己是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冲击的。我那会儿正在怀柔县山沟里的兵工厂当工人,就是所谓“小三线”。“913”凌晨四、五点钟,就听见工厂宿舍的上空有飞机呼啸而过,反反复复不停。早晨八点钟正要去上班,就见一卡车一卡车运来了许多大兵,把我们厂围得水泄不通。紧跟着就听见沙峪方向有枪响,我们几个朋友就沿着八道河小路往那边跑,跑到半路就被荷枪实弹的大兵拦住。有个朋友眼尖,看到不远处玉米地里有人躺着,身上盖着白单子。我们几个人不敢动,也不往回走,躲在那儿,想看出了什么事儿。大约等了十几分钟,就看见一个人被五花大绑从庄稼地里押出来,当兵的用枪托在后面砸他。这人穿着军装,但是纽扣全部扯开,被塞进了一辆吉普车。过一会儿又有人来抬担架,把地上的尸首运走了。来到这一片儿的,先到的是空军,穿的是蓝裤子,随后来的是陆军,让那些空军上车走了。这些陆军直到晚上才离开。我们工厂紧急开会,说要加强保密,这件事谁也不许往外传,周末的大休也不让回北京。我记得过了半个多月才让人回家。到家我就从朋友处知道林彪出事儿了。可当时我并没有把我们工厂旁边发生的事儿和林彪联系起来。直到中央传达了林彪事件的经过,我们才知道,那天有一架飞机掉在工厂旁边,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几个人开着逃跑的直升飞机。被活捉的那个人就是李伟信。当时周、于、李三人约好同时开枪自杀,但李放了空枪,陆军抬走的尸体就是周宇驰、于新野,还有驾驶员陈修文。我们几个工厂的朋友常常感慨,世事无常,竟让我们亲眼见到中共党内恶斗的一幕。 问:你这个经历真有意思,你们工厂的工人等于是“913”事件的目击者。 答:确实如此,但我以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让我震动的,是“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文件。说实话,纪要中所讲的东西,自己心中多少有些朦胧的感觉,但亲眼看到这份文件中那些直截了当、尖锐明确的说法,还是让人震惊。我当时就认定,这份文件一定是真的,因为那些话若不是身在其中、感受极深的人根本说不出来。可惜直到现在还有想为林彪翻案的人,认为这份文件是假造的。其实,林彪一辈子帮毛做了无数坏事儿,唯这份文件给他挽回了一点面子,让人们知道,他那个小圈子还是有点见识的。 “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对当时全国形势的判断,同当时官方宣传的形势一片大好相反,文件中指出:“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十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特别是文件中对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更是准确:“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替罪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这些对社会各个阶层状况的描述是很准确的。 二,对毛本人的揭露批判具有毁灭性。文件指出:“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整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似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文件在历数了毛的种种恶行之后断言:“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这个结论在当时听来是振聋发聩的。这些话之所以真实,因为这是毛最亲密的战友圈子里面对他的认识。“五七一工程纪要”起草人是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但中心思想和基本判断来自林彪。林彪几十年和毛共事,在他身边仔细观察,又受他拉拢帮他害人,所以最了解毛莫过于林。难得在于这种了解竟然形诸文字,流传下来,成为研究毛不可或缺的材料。 尤其应该提到,林彪这个圈子是共产党内觊觎最高权力并有可能拿到最高权力的人。而他们对中共统治的社会性质却有如下判断:“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了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依照这种判断,中共现行政治体制,毫无存在的合法性,是一个反人道反文明的体制。 三,依照这种对毛本人,对毛体制的判断,“五七一工程纪要”提出了自己的内政外交方针:“用民富国强代替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毛)的封建专制社会主义”。外交上则提出与美苏秘密谈判的方针,缓和国际形势,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问:看起来,“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未来的内政外交没有什么详细具体的设想,也没有什么真知灼见。 答:对。这份文件批判毛的那些见解是尖锐的。由于有切肤之痛,所以他们的判断十分准确。但是应该指出,林彪小集团基本上没有什么现代文明思想,知识结构仍是打天下坐天下那套想法,对世界大事也是懵懂不明。它的主要功能是引发了对毛的怀疑,打碎了毛的神圣光环,证实了人们对毛的政策不满是有道理的。同时也让人对毛的个人品性有了一些了解。可以说,这个文件在当时具有某种启蒙的功能。可怕的是,这个文件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判断,至今仍然有相当程度的有效性。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有了发展,但在政治文明上基本上没有进步,仍然是一个一党专制的非法治国家。我们知道,这种体制或许能得势于一时,但它会阻碍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文明国家。我以为,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仔细读读“五七一工程纪要”,分析它的得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Oct 23,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周恩来为何成为毛的整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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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文革中全力帮助毛的周恩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横遭毛的整肃,原因是毛时刻担心周侵蚀他的绝对权力。实际上,这只是他的猜疑心不得安宁。他禁止给患了绝症的周治病,为了让周死在他前面。 问:我们在前几次节目中,谈到周在文革中力助毛的事实,在处理913林彪事件中,周又是关键人物,照说是有大功于毛。但毛依然没有放过他,其中的关节点在哪里? 答:在中共历史上,周的地位曾远高于毛。1931年,周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实际上是共产党在苏区的最高负责人。从周毛两人的性格看,他们完全不是一路人。毛骨子里是农民流寇土皇帝。周却出自破落士绅家庭,又出过洋,为人周到干练,但是性格拘谨内敛,不是个嗜权之人,而是个天生宰相之才。但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偏偏由他主持罢了毛的官。毛对这段历史一直怀恨在心,以他的记仇本性,谁得罪过他,一定要寻机报复。周明白这点,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不知做过多少次检讨,甚至称之为“最大的犯罪”。但是毛清楚周的用处,在文革中他抓住周的弱点,拉他上了文革战车。 在文革中,周帮了毛的大忙。但林彪死后,毛对周的态度有了变化,其关键就在一个权字上。不管周如何小心避嫌也逃不脱,因为毛是把权看作生命的,他对接近权力的人永远猜疑提防。1972年1月份,毛在病重时,曾有一次向周交权。他对周说:“我死之后,事情全由你办”。但以周的经验,他根本不会拿这话当真,倒会更加警惕毛对他的试探与提防。其实林彪死后,周恩来大哭一场的原因也正在此。他知道,有林彪在,毛的第一警惕对象是林彪。而林彪不在了,这第一警惕对象就成了他。所以71年12月底,毛病重昏迷,周紧张到大小便失禁。等把毛抢救过来,见毛睁开了眼,周握着毛的手掉眼泪,大声地说:“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就清楚地证明了,周深知在毛的心里,权力等于生命。毛这次表面上对周交权,只是为了看看周有什么反应。周今后再小心,毛也是不会放心的。 72年5月,周查出得了膀胱癌,医生会诊的结果,认为立即治疗,有80-90%的治愈率。一旦错过时机,就只有等死。医生们立即向中央报告,但毛看到报告后,下了四条极其可恶的指示:1)要保密,不许告诉周和邓颖超。2)不要再做检查了。3)不要开刀。4)加强护理和营养。作为一个普通人,生病要立即治,尤其是癌症,早发现早治疗是挽救生命的关键,这是个连孩子都知道的常识。毛的指示,说穿了,就是不许给周治病,有意让他早死。 我们知道,共产党这种组织,有一套邪恶的党内保健制度,其中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疗方案,必须经毛批准,但毛并不是医生,又不懂医学,不可能在医疗上提供任何意见。所以这条规定的实质,就是赋予毛对他的同僚有生死予夺之权。周的医疗小组认为不妥,必须尽快治疗,他们写了报告,向上反映。汪东兴代表毛找医生谈话,说你们先稳住,主席正在全面考虑,治还是不治。结果周觉得大夫态度暧昧,便自己去查医书,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周贵为一国总理,却连治病保命的权利都没有。毛对周生病的态度,清楚地表明了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的邪恶与阴暗。 问:毛既然知道周得了癌症,活不了几天了,为什么还要让四人帮整周?我们知道所谓”评法批儒“,评水浒等运动,矛头就是对着周的。 答:毛在评《水浒》运动中讲了一句话,说“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毛这个人心机极重,看似说话云山雾罩,其实句句话里有话。晁盖名称“托塔天王”,是梁山泊聚义的创始人,而宋江虽是后上山,却广结人缘,人称“及时雨”,在梁山泊内威望极高。913之后,毛的文革实际上已经破产,他被迫做一点姿态安抚老人儿,周顺势解放安排了一大批老干部。在这些人心目中,自然是毛打到了我,周解放了我。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再小心,再打着毛的旗号,人们心中也是明白的。周的威望在那几年是空前之高。毛这句话其实就是说,他这个梁山泊创始人、天王晁盖被后来的干将宋江,也就是周给架空了,实权不在了。 而宋江的大罪名是投降。周怎么又成了投降派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事儿得从中美外交互动中找。中美关系解冻,主导者是毛。但处理具体事务的,当然是周,这本是周的优势所在。他的风度口才聪敏,让海外报刊一片叫好,周在前台干活,虽然事事处处请示毛,毛仍然悄悄让王海容和唐闻生搜集外刊报道送给他看,不用说,越看越生气。再加上周在批林时提出要批极左,在毛看来这就是要否定文革。他决定要整周,这时恰好有一件事让毛看到了机会。1973年11月12日,基辛格访华和周恩来会谈,基辛格向中方通报了苏军的部署情况,并告知中方苏联准备对中国战略要地实施核打击,提出美方愿意帮助中国。基辛格当时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互通情报,出售武器,建立热线等等。周当时已经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毛,毛并未表示反对,但在13日晚宴后,基辛格又要和周详谈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谈完之后周照例要向毛汇报,但毛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周只好告诉基辛格,有关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今后可指派专门人员再谈。 问:这个答复看不出有什么越权的地方呀? 答:是啊,周本来就是含糊其辞,但却让毛抓住了小辫子。毛大骂周,要美国的核保护伞,是投降派。毛指示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周的“右倾投降主义”外交路线。更不成体统的是,毛竟然让唐闻生、王海容这两个小翻译参加政治局会议,参与对堂堂一国总理的批判。毛这简直就是羞辱人,而周也只敢唾面自干,还要拼命给自己上纲上线,一次次检讨。江青在会上说出了毛的心思。她指责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这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这其实是毛的权力病大发作。为此,他又玩起封建帝王的把戏,特别指明要邓小平去参加批周的政治局会议。 毛玩这些权谋手段可谓炉火纯青。让邓参加批周的会议,是一石两鸟。既在周邓之间打入一个楔子,让他们彼此产生怨恨,又考验邓小平,看你究竟如何站队。邓明白,毛整周是唯恐大权旁落,所以极巧妙地批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你却是可望而可即”。这话既说出了毛的担心,又仿佛是对周的提醒,不伤和气。邓是聪明,毛也满意。随后邓开始进入权力中枢,来制衡周。周以绝症之身,让毛大大羞辱一番。这还不算,后来毛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周作陪同,毛竟然当着外宾的面,笑着对周说,“听说你挨整了,把你整得不亦乐乎啊!现在你不敢说话了,把我变成了一言堂”。 毛的这种行为是不折不扣的虐待狂。周恩来在共产党内的遭遇,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党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那是一部吃人不吐骨头的绞肉机。
Oct 16,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文革访谈]: 红歌背后的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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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现在一些蛰居海外的“五毛党”和“自干五”,受中共大外宣计划的推动,在海外展开颂毛运动,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红歌会。在民主国家,法律明令禁止歌颂希特勒和纳粹党,而由于中共的掩盖和欺骗,许多文明国家的人民并不清楚毛发动的文革,实质上和希特勒的纳粹运动一样,犯下了反人类罪。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位受难者  顾圣婴,中国第一位在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大奖的钢琴家,人称“钢琴诗人”。 问:赵先生,在你新出版的《燃灯者》(增补版)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谈文革中惨死的女钢琴家顾圣婴。我们知道,她是中国最有天才的音乐家,却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侮辱迫害,最后和母亲弟弟一起自杀。今天请你给听友们谈谈她好吗? 答:这个话题可不轻松。我写那篇文章时,几次掷笔叹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周广仁先生专门托人给我带话,说我能写顾圣婴,她非常感谢。她们是同一代音乐家,有很深厚的感情,对顾的惨死非常痛心。文革中像顾圣婴这样的英才不知冤死了多少。所以我看到那些在海外还要唱红歌歌颂毛的人,就想问他们:你们还有一丝人性和良心吗?怎么能明知无数同胞惨死于毛发动的文革却无动于衷,反而要去歌颂刽子手? 问:现在中共红色文化输出的势头越来越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去抹杀那些罪行。 答:你说得太对了。只要有良心的人记住那些罪行,红色文化就全无蛊惑人心的力量。所以我们谈文革,就是为了保留民族的记忆。也就是为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为它终能走入文明国家行列而存一火种。好,不扯远了,我们来谈顾圣婴。顾生于一个文化书香源远流长的家族。她的远祖顾雍是三国时吴国的丞相,史称“魏晋八君子”。他是汉末大音乐家蔡邕的学生,曾追随蔡邕学琴,极通音律。所以顾圣婴的音乐天赋其来有自。顾家与傅雷先生是通家之好。傅雷先生曾亲自为傅聪和顾圣婴编写文化课本,让他们学习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这些好东西在中共教育体制内是学不到的。顾圣婴的父亲顾高地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却帮助过中共特务头子潘汉年。我们知道,潘汉年是当年中共勾结日伪,向日本侵略者传送抗战国军情报的负责人。中共夺权后,必须要掩盖这段卖国汉奸史,所以潘汉年就成了替罪羊,被捕入狱。这就牵连到当年帮助过潘的顾高地先生。顾先生最爱这个极富天才的女儿,从顾圣婴五岁起,就带着她学习音乐,广拜名师。结果小圣婴不负众望,被上海交响乐团录取为独奏员,那时她年仅十七岁。正在顾圣婴的艺术生涯辉煌开始的时刻,她所敬爱的父亲却在家中当着她的面,被人抓走了。这对顾圣婴打击太大了。不仅痛失慈父,还因此成了“杀关管子女”。在那个出身能决定命运的时代,顾圣婴的成长面临巨大的障碍。幸亏当时顾身边有许多爱才又富同情心的师长,他们默默地保护着顾圣婴,送她到北京,跟随苏联专家克拉夫琴科学习。1958年,顾在克拉夫琴科的指导下,参加了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成绩优异,得了最高奖。与她并列这个奖项的,是波利尼,他现在是世界上顶尖的大钢琴家。而且人称“钢琴女大祭司”的阿格里奇也是这个奖的得主,只是比顾圣婴早了一年。从这里,你就能看出顾的钢琴演奏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若正常发展下去,她会成为世界级的钢琴演奏家。 问:她的中途夭折,实在太可惜了。我记得傅聪就是在58年逃到英国的。 答:对,傅聪和顾圣婴曾在一起学琴,两个人很熟。傅聪是55年获得肖邦钢琴比赛第三名的,同时还得了玛祖卡特别演奏奖。但57年傅雷先生被打成右派遭到整肃,傅聪真是聪明,看出中国的情况不适宜他的艺术发展,便毅然出走。今天我们实在庆幸傅聪的选择,否则他必是死路一条。我们再看顾圣婴,她那时是一心靠拢组织,积极进行思想改造,想要随着主流意识形态走。什么下农村、去工厂,为工农兵演奏,让钢琴艺术革命化,这些她一点也不反抗,而且还努力实行。文革前,她对那些用红歌改编的钢琴作品,也以极负责的艺术态度来学习和演奏。像什么“洪湖赤卫队组曲”,“翻身的日子”,“高举革命大旗”之类的作品,她也投入演奏,甚至把钢琴搬到上海重型机械厂的车间里,去给工人弹琴。那些改造自己的努力一点没少做。可是她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在贝多芬和红歌之间辗转徘徊。她在灵魂深处酷爱那些伟大的音乐作品,酷爱肖邦、莫扎特、贝多芬。可在中国那个荒谬疯狂的世界里,她又怕自己的爱,怕自己的阶级立场站错了,何况她的父亲还在劳改营里,她不能不处处小心。她的许多朋友,像殷承宗、鮑蕙乔都提到顾日常生活中的忧郁,她活得沉重,心里有苦说不出。不能把所爱奉献给艺术,对一位艺术家是件多么痛苦的事儿啊!所以我听顾圣婴的录音,觉得她演奏肖邦特别有味道,因为她不知不觉地体会到肖邦音乐中的那个zal。这是个波兰词,意思是屈辱与痛苦。 问:据说顾圣婴是在知道傅雷夫妇自杀后,决定一死了之的。 答:可能有点儿关系。傅雷是看着顾圣婴长大的,也给过她一些文化上的影响。顾对傅是相当尊重的,但66年八月底傅家被抄,傅雷被揪头发罚跪,惨遭毒打,傅先生和妻子双双自杀,顾一定是知道的。顾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也是同样的遭遇,可以说是受尽屈辱,像顾圣婴这样一个玉洁冰清、心地善良的弱女子,竟遭那些野蛮的粗汉掴掌,她不能忍受红卫兵的凌辱。一个人自杀而死,反映个人的绝望。但全家一起自杀,满门灭绝,反映的是一个社会阶层对这个社会的绝望。顾圣婴死后,她的个别朋友痛惜之余,对她的自杀还有些不理解,比如刘诗昆先生。他竟然认为顾圣婴受的折磨还不够,不至于去自杀。这是很可笑的。生死的抉择不是以受苦程度来计量的,它表示的是心灵的绝望。这些在我的文章中有详细的分析。最可怜是77年顾高地先生从劳改农场释放回家,到上海才知,全家已在67年1月1日告别人世。人间遭遇之惨烈,莫过于此吧。在毛发动的文革中,顾圣婴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者,这样一位天才,死后连骨灰都不知哪里去了,后来开追悼会时,摆在灵台上的骨灰盒是空的。顾小姐真是埋香无处啊。去年我在巴黎爱乐厅欣赏波利尼的音乐会,看他演奏后观众的欢呼,不由想起58年和他并立奖台的顾圣婴,文革的罪孽,真是罄竹难书。希望那些唱红歌的人,想想他们的死难同胞。 决不允许这些罪恶重蹈覆辙,就是对死者最好的悼念。请听友欣赏一下顾圣婴演奏的肖邦d小调前奏曲,作品28,第24首。
Oct 08,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文革中毛为什么不救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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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李达把毛引进共产党,又启蒙了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社会主义信仰,但毛被捧上神坛后,他批评毛“头脑发热”。毛不能容他,在他向毛求救时,毛袖手不管,至李达惨死。 问:上次节目中,你讲了毛在文革中保护了章士钊的情况。你还提到,有人与毛的关系更密切,毛却一样整。我想你说的这个人是李达。请你给听众们详细谈谈。 答:好,只是这又是一段让人痛心、不堪回首的历史。李达死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官职不大。但是他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关键人物。更重要的是他把毛带进共产党,并且系统地启蒙了毛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更准确地说,启蒙了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毛在延安时对斯诺说,他20年夏天时,因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而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现经专家考证,这个记忆不对。因为这三本书出版于20年底和21年,毛不可能在20年初读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点粗浅认识,主要是在《新青年》杂志上读陈独秀、李大钊的介绍文字,那时他正处在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向社会主义者的过程中。而李达却早在1913年就去日本留学,而且学的是采矿实业,这和毛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缺陷相比,知识结构更倾向清晰、准确、实在。这绝非无足轻重,后来他和毛的分歧,知识结构的不同起了很大作用。1917年他第二次赴日,弃理从文,在日本著名社会主义理论家河上肇门下,系统攻读马克思著作,包括毛一辈子也没通读过的《资本论》。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方面,李达是最全面深入系统的。 问:河上肇可是大权威。李达是他的学生,这对中国引入马克思主义太重要了。 答:不仅是从理论上引进共产主义,还要从组织上建立共产党。李达20年回国,住在陈独秀家里,一起商量成立共产党的事,后来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在1920年成立了共产党筹备小组,并于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之日,创立刊物《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国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陈独秀是当时公认的领导人。所以现在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共的专家把中共成立的时间定为1920年11月,国内也有专家同意这个事实。但中共不承认,原因在于,20年成立共产党时,毛未参与其事,他的创始人身份就不存在了,至多是中共一大代表,这是中共绝不能允许的,所以必须篡改历史。而李达却是不折不扣的创始人之一,甚至在陈独秀去广东时还担任过书记一职。也正是在这件事上,李达对毛有再造之恩,也为自己最后惨死留下了种子。李达是《共产党》这个杂志的主编。在这本杂志上,他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亲自翻译了一些重要的文章。这本杂志成为左翼青年的精神食量,从这里汲取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人中就有毛!毛当时在长沙办有文化书社,这杂志就寄到那里。1921年6月,毛收到李达寄给他的通知,要他在7月20日到上海开会,又寄给毛100银元作为路费。这个会就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现在认定这次会议是共产党创始大会,因为毛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而事实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到了上海,找到共产党当时代理书记李达,让他召集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中共今后的发展。毛赶到上海向李达报到,李达问毛:“你是CP 还是CY?”毛回答“是CY”。因为那时湖南只有青年团,还没有共产党。李达说:“我们这儿是要开CP的大会,你既然来了就参加CP吧。等回到湖南就去组织CP”。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李达是毛的入党介绍人。 问:听你介绍这段历史,李达对毛确实太重要了,等于他把毛引进了门。 答:这还仅仅是从组织上,从思想理论上,毛也得益于李达。因为1922年,毛请李达担任他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王炯华先生说,这等于中共的第一所党校。毛一方面组织这个学校,一方面也在里面学习。而且此时,毛与杨开慧同李达夫妇同住清水塘,比邻而居。毛经常敲门而入,向李达请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后来在延安时,毛又仔细读了李达所译《辩证唯物论教程》,夸赞该书“译得及时”。李达还给毛寄去了他写的《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毛说他把《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毛是聪明人,他读了李达的书,能将之化为己用。所以,除了中国古代文史,毛的知识结构中有关西方马列主义这一块,受益于李达不少,可以说李达是毛的启蒙者之一。在一段时间里,毛曾几次让李达去延安,但李达都推脱了,只是到处给毛唱赞歌。李达饱学之士,我猜他可能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中共得鹿后不久,李达和毛见了面,毛刚得天下,免不了要“礼贤下士”,对李达很亲热,甚至让他在自己的住地休息。李达后来对人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腹,忘其尊贵。我可没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腹”。他这里用了严子陵与东汉光武帝同床而眠,把脚放到光武帝肚子上的典故。但可以看出他是很知分寸的。他心里明白,毛现在已是新皇帝了。后来在安排工作时,他坚决不留北京,跑到湖南大学当校长,又转武大当校长,积极紧跟毛,吹捧毛,参加毛发动的各个政治批判运动。但是庐山会议之后,他开始沉默了。他和毛争论,批评毛“发烧到40度”,要毛“头脑冷静”,毛也批评他写文章“无锋芒”,“老生常谈”。这时的毛已不是湘潭清水塘的润之了,他已经是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思想家。到了文革,毛已经被捧成了神,而李达则成了牛鬼蛇神。 问:以李达和毛这么深的关系,文革中毛也应该保他啊? 答:情况恰恰相反。66年4月,中南局陶铸、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就开始整李达。他们深知毛和李的关系,所以王任重三次问毛,批不批李达。毛就是不表态,最后说“不要公开见报”。我想他心里明白党内有很多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他暂时不想让人知道他刻薄寡恩。毛心里最过不去的,恐怕是李达曾经在外面讲过毛去参加中共一大时还不是CP的事儿。当李达看到揭发材料中有这一条时,惊呼“后悔啊,我不该把这真实情况讲出来惹来大祸”。王炯华先生考证出一个细节,八大时,毛泽东在填代表登记表时,把入党年份填为20年。可按照中共的说法,20年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这个笔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很容易解释,它反映主体潜意识中无法达成的欲求,一种被压抑的冲动。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毛是多么在意李达的这条“罪状”。再有,李达反对“顶峰论”,这也冒犯了毛的理论权威。毛倒不真以为自己就是“顶峰”,但我可以谦虚,你不能反对。尤其毛李双方知根知底,毛知道李的理论修养在自己之上,李知道毛当年读他的书学了多少东西。 问:那李达又是怎么给毛写的求救信呢? 答:武大斗李达极凶狠,大会小会,高音喇叭,弄得李达请求把他送到拘留所,说那里安静,好写检讨。他身边安插了密探,随时报告他的一举一动。那时李达高血压、糖尿病,验尿4个加号,血压200以上,坐都坐不稳。6月28日,毛到了武汉,7月16日畅游长江。李达从门外玩的小孩子口中知道消息,悄悄对夫人说,你去东湖给毛主席送信,让他救我一命。他夫人说,不行,我出门都有人跟着。李达没办法,跟他的秘书刘某说,你帮我个忙,给毛主席送封信,我知道活不长了,请毛主席救我一命。其实,这个秘书是安插在他身边的密探。李达就写了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这封信是7月19日写的,到了8月1日,毛看到了李达求救的请求。不是信,是一张字条:“李达要主席救他一命”。这种救命的事,毛要办还不当下救办了?像对章士钊,第二天当兵的就来站岗保卫。但毛闪烁其词地批了一句:“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问:这话什么意思?是救还是不救? 答:问得好。你说这种救命的事能“酌处”吗?一个人掉河里了,喊“救命”,您几个坐一块商量商量,斟酌斟酌,那人早淹死了。所以毛的意思就是不救。为什么?一般说来,在独裁制度下,一个人愈有恩于独裁者,便愈有害于自己,尤其在共产制度下,战友便意味着敌人,因为像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这种人,不需要战友,只需要佞臣,不需要诤谏,只需要谄媚。马基雅维利早就说过,君主“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他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而独裁者恰恰最怕听真话。彭德怀是一例,李达又是一例。在独裁之下,最危险莫过于让君主想起你曾有恩于他。所以,已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毛怎能容忍自己曾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他这个共产党的创始人怎么能容忍他是李达通知去开会的,去时还不是CP?这有一条就万劫不复,李达却全占了。不早整你已是格外开恩,又怎么救你?李达请毛救他一命真太书生气了。果然,十几天后,李达口吐鲜血而死。
Oct 01,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文革中毛为什么会救章士钊?
00:15:09
[提要]章士钊给了毛第一桶金,而且从来以待君王之道和毛交往,又不忘自己在国民党内的人脉,可为国共两党传递消息,对毛有恩更有用。所以在文革遇难时,毛救了他。 问:我们知道在文革中,大批知名人士受到严酷迫害,求告无门,很多人因此死于非命。你今天的题目是不是想谈谈这个问题? 答:是的。说起文革中大批知名人士的悲惨遭遇,可以用到“令人发指”这个词。这么多年过去,我偶尔涉及到这段历史,翻开那些记载,真可谓斑斑血泪。回首中国数千年历史,夏桀无道,商纣荒淫,秦始皇暴虐,朱元璋残忍,雍正帝刻薄寡恩。但在他们治下,也未见过在全国范围内,在社会各个领域,像在文革中一样大规模地迫害社会知名人士。秦始皇焚书坑儒,雍正兴文字狱,和毛发起的兴无灭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暴行相比,实属小儿科了。在这个迫害狂潮中,有两个人和毛有特殊关系,就是章士钊和李达。在他们受到迫害时,都写信给毛求救。结果一位受到毛的保护,被救了下来,另一位被弃之不顾,最后惨死。在这救与不救之间,隐藏了很深的历史原因,也反映出毛的为人与心理活动。那位被救的是章士钊,那位惨死的是李达。今天我们先谈谈,毛为什么会救章士钊。 问:这个题目有意思,但我觉得听众朋友对这个人可能有点陌生,他离我们太远了。你能不能先作点背景介绍? 答:当然。要分析文革中毛对章的态度,也非从历史入手不可。章士钊是湖南善化人,和毛是大同乡。他早年参加反清救国活动,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苏报案”。1903年,他任上海《苏报》主笔,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苏报》发表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名声大振,也引来清廷的愤怒,要关闭报馆,抓捕报社成员,因为《苏报》是在租借内办的,所以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有关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法律诉讼。审判按西方法律,有公诉人和辩护人,还有法庭辩论,这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事。审判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无罪释放,只有邹容和章太炎因“语带诽谤”被轻判入狱劳役。中国经由此案开始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觉醒。可惜这个过程在中共得鹿之后彻底中断,至今当局仍实行言论控制、新闻属党这种野蛮社会的信条。自1903年《苏报》案至今已100多年,想想真让人绝望。章士钊在清廷要对《苏报》下手之前经朋友通风报信逃了,但仍然与革命党任来往,参与密谋,被捕入狱,被保释后就去日本留学了,又往英国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国,鼓吹他在英国学的那套政党政治。1917年,他到北大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章去北大和他的老同乡杨昌济有关,那时杨在北大当教授,毛在北京时就住杨家。章毛在那时就认识了。杨昌济对毛极为欣赏,杨的女儿就是毛的结发妻杨开慧。据说有关毛杨婚事,章士钊大表赞成。20年,毛为筹措经费,持杨昌济手书往见章士钊。章士钊还真给毛筹了2万大洋,这在那时可是笔巨款。 问:章士钊和毛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可以说毛的第一桶金就得自章。 答:确实如此。所以才有后来毛每年给章士钊两千元人民币,说是还款,这是后话了。章士钊24年加入北洋政府,当段祺瑞的司法部长,25年又兼了教育部长。他任职期间因北师大风潮和鲁迅结了梁子,还打了一场官司。结果鲁迅赢了他的顶头上司。而章士钊因鲁迅而得了“落水狗”这个骂名。所谓痛打落水狗,就是打章士钊。26年“三一八惨案”,章士钊虽已不是教育部长,但还是有些牵扯。三十年代章在上海做律师,33年他替陈独秀辩护,说陈的共产党活动并不“危害民国”。尽管如此,蒋介石还请他当国府“参政员”,民国时期政治上的宽松和共产党得天下后根本不能比。章士钊那时脚踏两只船,在毛蒋之间顺水推舟。后来看共产党势头大了,就暗中帮了共产党很多忙,是个国共通吃的政客。但那会儿,像章这样首鼠两端的人不少,中共得权后大部分下场不妙,在中共无止无休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冲击受批判。何以章士钊一直“圣宠不衰”?我想这就是章士钊的过人之处,他从来不忘他在国民党那一面的身份,甚至不时提醒中共他愿意为国共双方效力。这一点和那些民主人士绝然不同。像民盟、民建的那些“民主左派”,在中共得鹿前大部分人都痛斥蒋的“独裁”。这些人后来下场悲惨,关键就是他们不懂自己,也不懂共产党,真拿自己当了共产党的“自家人”。章伯钧、张东逊、罗隆基就是代表。等他们明白过来,晚了。而章士钊却一直清醒。写了本《逻辑指要》送给蒋介石,再写《柳文指要》是请毛批阅,却从不谈什么民主自由。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里讲了一件事,虽然他经常不说实话,但他对毛一贯崇拜,所以关于毛的事他不会瞎编。1955年的某天晚上,毛让警卫去给章士钊送两只鸡。当时商店已经关门了,还挺费劲才弄到两只鸡。文革中戚给康生讲了这件事,老谋深算的康生让他去翻翻《三国志》中有关乔玄和曹操的记载。那是告他你得看了这段历史,才能明白送鸡的意思。书中记载,曹操年青时见乔玄,乔“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这事《世说新语》中也有记载,说得更玄:“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只是《三国志》裴松之的注里记了一段,说的是曹操起兵后曾派人祭祀乔玄,说“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嬉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这件事有两个含义,1)毛心中自比曹孟德, 戚本禹还透露,周恩来告诉他,章士钊见了毛惊呼:“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章士钊能圣宠不衰,原因之一是他从来以待君王之道和毛交往。其二,就是我们上面说的,他从来不忘自己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这样才能为共产党所用。 问:据说章士钊一直为国共两党传递消息。 答:主要是为共产党。56年,中共曾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章看出苗头,主动要求去香港,借助他在国民党中的人脉,为中共传消息。他带了一封中共给蒋的信,内容就和现在的一国两制差不多。信中还有“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这种话,想以乡情打动蒋。但文革一来,红卫兵不知这些底细,一查章士钊是鲁迅要痛打的落水狗,立即来抄家。红卫兵把章拉到院子里,低头罚站,还抄走了一大批文物。章士钊吓坏了,马上向毛泽东求救。信中请毛“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据他女儿章含之记载,8曰30日写信,第二天周恩来办公室就来电话,跟着就派兵站岗,更让人惊奇的是,毛9曰1日就亲笔回信,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从这件事上看,毛可真是个义重如山的大慈悲人。其实不然。和毛有亲密关系的人多了,该整一样整。在列宁式政党的意识形态里,绝不存在友谊、温情这种东西。关键看你对维护独裁者的脸面、威信有没有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列宁斯大林对高尔基的态度。十月政变后,高尔基痛骂布尔什维克野蛮,列宁要毁灭俄罗斯。但列宁一直容忍他,这一是因为高尔基的前妻手中有一大笔莫罗佐夫家族留给社会民主党的钱,高尔基给了列宁不少。二是高尔基是世界著名作家,留着他当花瓶也不错。三是高尔基在英国有一大批文件,这里有不少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四是斯大林想让高尔基给他写传记。三十年代高尔基回国之后,斯大林也对他关怀备至,但当那些文件落入斯大林手,而斯大林发现高尔基不想给他写传记之后,就冷落高尔基。很快高尔基就死了。很多研究者认为是斯大林谋杀了他。可章士钊一直到最后都保持了他的“有用”身份,最后以90高龄又去香港为国共两党疏通关系,而就死在这次任务中,所以享尽身后殊荣。我看章老先生是一位最聪明的人。
Sep 28,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文革中毛为什么会救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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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章士钊给了毛第一桶金,而且从来以待君王之道和毛交往,又不忘自己在国民党内的人脉,可为国共两党传递消息,对毛有恩更有用。所以在文革遇难时,毛救了他。 问:我们知道在文革中,大批知名人士受到严酷迫害,求告无门,很多人因此死于非命。你今天的题目是不是想谈谈这个问题? 答:是的。说起文革中大批知名人士的悲惨遭遇,可以用到“令人发指”这个词。这么多年过去,我偶尔涉及到这段历史,翻开那些记载,真可谓斑斑血泪。回首中国数千年历史,夏桀无道,商纣荒淫,秦始皇暴虐,朱元璋残忍,雍正帝刻薄寡恩。但在他们治下,也未见过在全国范围内,在社会各个领域,像在文革中一样大规模地迫害社会知名人士。秦始皇焚书坑儒,雍正兴文字狱,和毛发起的兴无灭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暴行相比,实属小儿科了。在这个迫害狂潮中,有两个人和毛有特殊关系,就是章士钊和李达。在他们受到迫害时,都写信给毛求救。结果一位受到毛的保护,被救了下来,另一位被弃之不顾,最后惨死。在这救与不救之间,隐藏了很深的历史原因,也反映出毛的为人与心理活动。那位被救的是章士钊,那位惨死的是李达。今天我们先谈谈,毛为什么会救章士钊。 问:这个题目有意思,但我觉得听众朋友对这个人可能有点陌生,他离我们太远了。你能不能先作点背景介绍? 答:当然。要分析文革中毛对章的态度,也非从历史入手不可。章士钊是湖南善化人,和毛是大同乡。他早年参加反清救国活动,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苏报案”。1903年,他任上海《苏报》主笔,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苏报》发表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名声大振,也引来清廷的愤怒,要关闭报馆,抓捕报社成员,因为《苏报》是在租借内办的,所以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有关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法律诉讼。审判按西方法律,有公诉人和辩护人,还有法庭辩论,这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事。审判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无罪释放,只有邹容和章太炎因“语带诽谤”被轻判入狱劳役。中国经由此案开始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觉醒。可惜这个过程在中共得鹿之后彻底中断,至今当局仍实行言论控制、新闻属党这种野蛮社会的信条。自1903年《苏报》案至今已100多年,想想真让人绝望。章士钊在清廷要对《苏报》下手之前经朋友通风报信逃了,但仍然与革命党任来往,参与密谋,被捕入狱,被保释后就去日本留学了,又往英国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国,鼓吹他在英国学的那套政党政治。1917年,他到北大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章去北大和他的老同乡杨昌济有关,那时杨在北大当教授,毛在北京时就住杨家。章毛在那时就认识了。杨昌济对毛极为欣赏,杨的女儿就是毛的结发妻杨开慧。据说有关毛杨婚事,章士钊大表赞成。20年,毛为筹措经费,持杨昌济手书往见章士钊。章士钊还真给毛筹了2万大洋,这在那时可是笔巨款。 问:章士钊和毛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可以说毛的第一桶金就得自章。 答:确实如此。所以才有后来毛每年给章士钊两千元人民币,说是还款,这是后话了。章士钊24年加入北洋政府,当段祺瑞的司法部长,25年又兼了教育部长。他任职期间因北师大风潮和鲁迅结了梁子,还打了一场官司。结果鲁迅赢了他的顶头上司。而章士钊因鲁迅而得了“落水狗”这个骂名。所谓痛打落水狗,就是打章士钊。26年“三一八惨案”,章士钊虽已不是教育部长,但还是有些牵扯。三十年代章在上海做律师,33年他替陈独秀辩护,说陈的共产党活动并不“危害民国”。尽管如此,蒋介石还请他当国府“参政员”,民国时期政治上的宽松和共产党得天下后根本不能比。章士钊那时脚踏两只船,在毛蒋之间顺水推舟。后来看共产党势头大了,就暗中帮了共产党很多忙,是个国共通吃的政客。但那会儿,像章这样首鼠两端的人不少,中共得权后大部分下场不妙,在中共无止无休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冲击受批判。何以章士钊一直“圣宠不衰”?我想这就是章士钊的过人之处,他从来不忘他在国民党那一面的身份,甚至不时提醒中共他愿意为国共双方效力。这一点和那些民主人士绝然不同。像民盟、民建的那些“民主左派”,在中共得鹿前大部分人都痛斥蒋的“独裁”。这些人后来下场悲惨,关键就是他们不懂自己,也不懂共产党,真拿自己当了共产党的“自家人”。章伯钧、张东逊、罗隆基就是代表。等他们明白过来,晚了。而章士钊却一直清醒。写了本《逻辑指要》送给蒋介石,再写《柳文指要》是请毛批阅,却从不谈什么民主自由。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里讲了一件事,虽然他经常不说实话,但他对毛一贯崇拜,所以关于毛的事他不会瞎编。1955年的某天晚上,毛让警卫去给章士钊送两只鸡。当时商店已经关门了,还挺费劲才弄到两只鸡。文革中戚给康生讲了这件事,老谋深算的康生让他去翻翻《三国志》中有关乔玄和曹操的记载。那是告他你得看了这段历史,才能明白送鸡的意思。书中记载,曹操年青时见乔玄,乔“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这事《世说新语》中也有记载,说得更玄:“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只是《三国志》裴松之的注里记了一段,说的是曹操起兵后曾派人祭祀乔玄,说“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嬉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这件事有两个含义,1)毛心中自比曹孟德,这从善解圣意的郭沫若努力为曹操翻案中可以见出。2)章士钊能慧眼识英雄。送鸡一事表明毛对章感谢之意。 戚本禹还透露,周恩来告诉他,章士钊见了毛惊呼:“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章士钊能圣宠不衰,原因之一是他从来以待君王之道和毛交往。其二,就是我们上面说的,他从来不忘自己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这样才能为共产党所用。 问:据说章士钊一直为国共两党传递消息。 答:主要是为共产党。56年,中共曾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章看出苗头,主动要求去香港,借助他在国民党中的人脉,为中共传消息。他带了一封中共给蒋的信,内容就和现在的一国两制差不多。信中还有“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这种话,想以乡情打动蒋。但文革一来,红卫兵不知这些底细,一查章士钊是鲁迅要痛打的落水狗,立即来抄家。红卫兵把章拉到院子里,低头罚站,还抄走了一大批文物。章士钊吓坏了,马上向毛泽东求救。信中请毛“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据他女儿章含之记载,8曰30日写信,第二天周恩来办公室就来电话,跟着就派兵站岗,更让人惊奇的是,毛9曰1日就亲笔回信,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从这件事上看,毛可真是个义重如山的大慈悲人。其实不然。和毛有亲密关系的人多了,该整一样整。在列宁式政党的意识形态里,绝不存在友谊、温情这种东西。关键看你对维护独裁者的脸面、威信有没有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列宁斯大林对高尔基的态度。十月政变后,高尔基痛骂布尔什维克野蛮,列宁要毁灭俄罗斯。但列宁一直容忍他,这一是因为高尔基的前妻手中有一大笔莫罗佐夫家族留给社会民主党的钱,高尔基给了列宁不少。二是高尔基是世界著名作家,留着他当花瓶也不错。三是高尔基在英国有一大批文件,这里有不少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四是斯大林想让高尔基给他写传记。三十年代高尔基回国之后,斯大林也对他关怀备至,但当那些文件落入斯大林手,而斯大林发现高尔基不想给他写传记之后,就冷落高尔基。很快高尔基就死了。很多研究者认为是斯大林谋杀了他。可章士钊一直到最后都保持了他的“有用”身份,最后以90高龄又去香港为国共两党疏通关系,而就死在这次任务中,所以享尽身后殊荣。我看章老先生是一位最聪明的人。
Sep 27,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毛泽东逼林彪出走,陷他于死地
[摘要]今年是9.13事件45周年。45年来,有关9.13林彪叛逃,葬身蒙古温都尔汗的真相,至今未解,只因这里隐藏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林彪死于温都尔汗,是毛泽东以欲擒故纵之计逼林彪出走,又痛下杀手。中共至今隐瞒这一事实,但其实这个秘密已被邓小平揭破。 问:本周二,是9.13事件45周年,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9.13事件给毛的文革敲响了丧钟。你今天的题目来解析这个问题,我想听众们会有兴趣。 答:关于林彪所乘飞机为什么会掉在温都尔汗沙漠中,有几种说法。官方只说“坠毁”,而各方研究人士的说法,大致有几种:1. 以导弹击落;2. 油量不足迫降失败;3.机上发生搏斗,飞机失控坠毁。我们先说蒙古政府于1971年11月20日发布的调查报告中的事实。蒙古政府当时和中共党内斗争毫无牵扯,所说应该是事实。首先,调查报告认定因驾驶员所犯驾驶错误导致飞机失事,而飞机完全正常,油量也足够,更不涉及导弹击落问题。当时驾驶这架飞机的潘景寅是个经验极其丰富的老飞行员,曾经是毛本人的驾驶员,1967年7月,武汉百万雄师事件,毛仓促回京,就是坐的潘驾驶的飞机。潘那次是直接由周恩来指挥来执行抢救毛离开武汉的行动,想必潘给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因毛不再乘飞机外出,他就成了林彪的专职驾驶员。70年,中国从巴基斯坦买了三叉戟,就是由他亲自飞回中国。他的战友说他驾驶三叉戟像玩手中的玩具。但是这次他的飞行却犯了最低级的错误。蒙古政府的报告明确指出,他是以600公里时速,在机翼右侧油箱带有2.5吨燃油的情况下,强行着陆,而且不是主动迫降,因为飞机减速的襟翼完全没有打开,飞机着陆灯也没有打开。飞机撞击地面时,引擎仍在高速运转。所以蒙古认为飞行员未进行安全迫降的准备。换句话说,飞行员是以自杀式的行为让飞机坠毁的。这是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方式。据当时未被叫醒一同上飞机的副驾驶康庭梓说,60年代,潘本人曾有过一次迫降经历,他极为镇静地反复盘旋飞行,直到燃油耗尽才迫降,相当成功,连飞机都未受大伤。可他这次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笨拙的方法着陆。只有一个答案,他蓄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而置林彪一家于死地。 问:我们知道,潘在9.13日凌晨0点05分接了一个电话。他是在接到这个电话后,才开始准备飞的。 答:对,这个电话是谁打的,谁命令他违反一切规范带林彪一家飞走的,这是关键的关键。谁打来这个电话本不难查清,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但中共对林彪事件有那么多材料。林彪死后,在军中查处了那么多人,几乎是像篦子一样梳了个遍,却从未有人去查这个电话。显然,打这个电话的人一查清,通话内容一公布,9.13事件就全清楚了。我们简略地把这个线索理一下。9月12日晚8时,林立果乘256专机飞抵山海关机场。9时左右到林彪处,9点20分,林豆豆给在北戴河的八三四一部队副团长张宏打电话,报告说偷听到林立果的话,说要带林彪去广州,还要轰炸中南海,害毛主席。张立即报告了汪东兴,汪则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采取的措施是,1. 中南海、钓鱼台立即进入一级战备,控工事、设钉板、断交通。2. 让毛立即离开中南海搬到大会堂去住。我们知道大会堂有极严密的地下掩蔽所,号称能防原子弹,人称118。3.打电话给叶群,先问飞机,然后说要去北戴河看林彪。4.北京方面,让心腹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又让中央警卫局的杨德中去吴法宪那里,监视吴法宪。同时给吴法宪打电话,查问256专机飞山海关的事。吴法宪自己回忆,他在晚11时左右接到周的电话,顿感事态严重,便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的专机驾驶员潘景寅,告诉他“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潘满口答应。等回过头来,吴又想向周汇报潘本人的表态时,周却告他飞机已经起飞了。吴大吃一惊。后来李作鹏一句话说明了:“如果命令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更何况在林豆豆报告了林立果要带林彪走,飞机就在机场了,这时不过晚9点,离林彪上飞机还有四个多小时。周一个命令封锁机场,林彪是插翅难逃。这一群人却干等着林彪上了飞机。这明摆着是要逼林彪走。周给叶群打电话,就是为了打草惊蛇,就算林彪身经百战,深知兵不厌诈,那个神经兮兮的叶群和毛毛躁躁的林立果还不一惊就炸。可我们知道,以周恩来的天性,这天大的事,他绝不会独断专行,自行处理,必定是每个细节向毛汇报,等毛的指示。奇怪的是在这个惊天动地的行动中,偏偏没有毛的一点影子,一丝踪迹。这全然不符合毛永远料敌之先、运筹帷幄的形象。但正因此,反暴露了毛的心机。毛要算计林彪是蓄谋已久,一直在找机会。 问:从许多材料看,特别是从林豆豆的揭发看,林立果只是想拉林彪去广州,实在不行就去香港,从未见他们讨论过去投苏的材料。 答:确实,我们接着往下分析,可能有些新设想。接着上面的话题。叶群接了周的电话后, 决定马上走。周的这个打草惊蛇之计明显奏效。可林豆豆急了,去找张宏,说他们马上要走,你不是答应要保护首长的吗?可这时张宏态度大变,一副不理睬的样子,就是不采取任何行动,明摆着是接到了命令,不许采取措施。林豆豆再逼他,他给北京挂了个电话,一边听话,一边点头,放下电话对林豆豆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这就明明白白亮出了底牌,中央要让林彪走,这个“中央”只能是毛。但毛要这么宽宏大量地“捉放曹”,他就不是毛了。他让林彪走,却要让他去赴死。这个任务要由潘景寅来完成。潘赤胆忠心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受到林彪案牵连的那么多人,邓小平独独表扬他是个好人。我们知道邓小平这个人最是心思缜密,绝不放空言,这次他终于说出了潘带着林彪一家子坠机的秘密,虽然也是欲盖弥彰,拉上了另一个飞行员当幌子,又说是“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邓大人可是从来“实事求是”的啊!不知内情,他绝不会为一个带着林彪投敌叛国的人平反。还有两个事实,一是当晚10点左右,周还发过指示,一定要保护好林彪,但两个小时后,这个命令却没作用了,反而是中央要林豆豆上飞机,和林彪一起走。谁能撤掉周的命令?只能是毛。二是9月12日,毛突然坐火车回京,不直接进京而在丰台下车,下车就对来接他的吴忠说:“庐山回忆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把吴忠吓坏了。这个六号简报就是要设国家主席的那份简报。这两个事儿可以说明,毛要对林彪下手了。 问:那么让潘景寅带林彪飞,这个神秘电话可能是谁打的呢? 答:潘本来已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命令,“不管是什么人下命令,飞机也不准起飞”。吴是潘的顶头上司,他当然保证服从,所以让他改变主意带林彪飞的这个命令,只能来自比吴更高的人,那就是毛、周。可毛是不会直接给潘下命令的,他永远是借刀杀人,要杀林彪只能借周的手。周可怜啊,有林在,在毛面前还有个挡头儿。没了林,他就是腹背受敌。他绝不会主动害林,但从逻辑上看,这个电话只能来自他,或一个能代表他的人。从潘后来采取的神风特攻队着陆方式看,周可能鼓励他为保卫毛主席英勇献身,依照周的性格,他甚至会向潘保证你牺牲后,你的家属会由我照料。潘在0点05分接了这个电话后就去准备飞行。他的同事回忆说:“他一直没把我们其余5位机组人员叫起来。在我看,他是有意识地把我们甩掉的”。看起来潘先生是个宅心仁厚的人,明知这次有去无回,不愿再拉上人白死。我们再来看周恩来知道飞机坠毁的消息后的表现。先是如释重负,连连说“摔死了,摔死了”,我猜他这是因潘完成了任务而松了口气,然后去找毛汇报。可在9月21日,周开完会后,当只剩下纪登奎和他两人时,他突然大哭起来。纪登奎安慰他,他却摇头说:“你不懂,你不懂,事情还没完”。我猜这大哭中就有对潘景寅的悔意。因为他实际上不能照料潘的家属,否则就露了馅。到了10月10日,他接待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据他的专机机组人员张瑞蔼回忆,周平日上飞机只和机组人员握手,问候一声。可这次,他显得紧张,反复问:“飞机检查了吗?试飞过吗?你们都是党员吗?”飞机过长江时,周突然问:“这是长江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呀?”机组人员反复解释,周还拿地图反复核实才放心。张说:“我飞这么多年专机,头一次看周总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这个事实极重要。有人从过敏学的角度分析过周的精神过敏,一个人只有接触过过敏原才会过敏。周的过敏原就是林彪事件。林葬身大漠完全是有人操纵的结果。林是被毛逼走的,并被安排“坠毁”。周是参与者。林会有如此下场,周又怎知自己不会?这个背后的黑手是毛,只有他能操纵林、周的命运。
Sep 17,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暴徒是如何培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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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一贯要当导师的毛,终于教育出了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新人  红卫兵。这些喝狼奶长大的孩子,在文革中按照毛的心愿“大闹天宫”,给民族带来空前浩劫。现在这一代人掌握了国家权力,红卫兵治国已成现实。毛死去了四十年,现正在被借尸还魂。 问:前面我们讲了红卫兵和工作组的斗争。这些青年人,年纪十几二十岁,被毛利用充当他党内斗争的基本依靠力量。这些红卫兵的暴力行为造成很多无辜者死亡,这些孩子并不是天生残暴,但怎么会一夜之间成了暴徒呢? 答:考虑这个问题的人不少。因为青年人成为暴徒,成为某一政治势力的打手,历史上还有一个显例,就是纳粹运动。所以国外有许多大历史学家,比如德国的梅尼克,著名的作家如威塞尔、莱维等人都考虑过这个问题。中国被称之为“毛主席的红卫兵”的这类青年组织,在第三帝国叫作“希特勒的青年团”。他们的恶行都是一样的,任意抄人家、砸东西、烧书、打人、侮辱人。而且,他们都带红袖章,区别只在于一个上面是黄色的“红卫兵”三个字,一个是黑色的纳粹“万字符”。很巧,现在正赶上毛泽东离世四十周年,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回顾一下毛是怎样教育这些青年人的。1970年,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毛对他说:“什么四个伟大,真讨嫌”。他说,他要去掉三个,只留下导师这个名头。斯诺说,导师就是teacher,毛说,我就是个教书先生。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毛说了大实话:“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毛在历史上就总有为人师之心,他确实想造就一代“新人”,但问题是“新人”不一定是好人。依照毛的教育方针,必然会造就文革中的暴徒。我们可以看一下毛的教育的核心内容。1.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就是说,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文明的,有知识,有教养,有爱心,准备服务于社会和人类进步的人,而是培养效忠于党派利益的愚众。2. 教育的目的首先要造就出一批效忠伟大领袖的阶级斗争战士。学生们不需要培养爱知识爱真理的素质,而只要无限忠于毛,忠于共产党。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以党的意识形态为规范的。这就从根本上扼杀了独立思考和追求真理的能力。他们心目中的真理,就是毛的小红书,“一句顶一万句”。3. 学校不再是传授知识,探索真理,培养善好品质的场所,而成为接受谎言,经历洗脑,培养仇恨,鼓励作恶的场所。用毛的话来说就是,“学校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4. 教育再也不由教育家,学问家来管,而是“党管教育”。也就是要想方设法让学生接受共产党伪造的历史和那些邪恶的教条,这些教条的基本核心就是仇恨。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问:确实,那时候所听到的如雷灌耳的口号就是“把课堂当战场,拿笔作刀枪”。 答:所以,红卫兵的暴行,反应出他们内心中积蓄的仇恨。这个仇恨,就是由毛式的教育,从幼小的心灵开始,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点一滴灌进去的。文革前,全国学雷锋,就编造出雷锋如何在七八岁时,被地主婆拿柴刀砍了手,所以孩子们几乎人人都知道雷锋的名言“对敌人要像严冬般残酷无情”。可谁是敌人,那就看毛的意愿了。说到毛式教育,有许许多多口号,但我们只需记住“仇恨”两字就可抓住核心。共产党统治的庞大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其实就是建筑在仇恨的地基上。仇恨本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只要被冠以阶级仇恨之名,那么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就都有了正当理由。正像毛自己承认的,他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理论的书,却“只取阶级斗争四字”。而他最得意的话则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从这种把仇恨当享受的变态心理出发,他告诉红卫兵,马克思主义千言万语一句话,造反有理。红卫兵后来那些常用的口号,什么“砸烂狗头”、“千刀万剐”、“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皆出自这个精神源头。康德在他的《教育学》里指出:“教育戒训就是要防止人由于动物性的驱使而偏离人的规定:‘人性’”。而毛的教育方针,就是要放纵人兽性的一面,尤其对那些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年,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的“力比多”冲动不是升华于创造,而是堕落为毁灭。文革中红卫兵的作为,生动展示了有一种教育能激发出人性恶的一面,而教育的本来目的,恰恰是导引人的动物性向文明的人性提升。 问:前不久网上热传民国小学课本,引起很多评论。有不少人说,若按照这种教育就出不了红卫兵了。 答:当然,毛式教育和人类文明社会的教育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是毛式教育又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他的基本思路和框架是从苏俄那里搬来的,只是在宣扬仇恨和反智颂愚这一方面远远超过了苏俄。中华文化本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孔夫子就是老师,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他的教育核心就是“仁者爱人”。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真有很可爱的东西,像《论语》中记载的:“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的师生之间,真是其乐融融。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中,教育起着关键的作用,从古代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卢梭,再到现代的费雷莱、伊凡·伊利奇,这些大教育家可能在方法和考虑的重点上各有不同,但在教育的实质目标上,几乎没有差别,都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充满爱心、正义感、好奇心的自由人。有爱心就能同情弱者,克己助人,有正义感就能遵法守法,反抗邪恶。有好奇心,就能不盲从,独立思考,追求真理。这些品质,是一个自由人所必备的。所以毛式教育和文明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培养奴才打手,一个是培养有尊严的自由人,文明的绅士。你刚才提到民国小学课本,其实早在民国初年,中国知识分子就自觉地在教育上向人类普世价值靠拢。蔡元培、胡适、邹韬奋等人,作了大量不朽的工作。我念一段民国小学课本中的内容给你听,题目是“自由”:“吾有身体,无故而被拘束,吾有财产,无故而被侵夺,吾有言论著作,无故而被干涉……推之信仰,事事皆受限制,而不得行其愿  则生人之幸福,不自由之难堪也。共和国之法律:凡属个人之自由,他人不得侵犯,国家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 问:确实,用这么简单的话,把个人自由的基本内容,共和国法律,国家权力受监督等等最重要的法制思想,讲得明明白白。 答:我不知道这个基本道理,大陆的成年人能懂多少,而且实际情况是,你就是懂了,也无法付诸实践。现在的问题是,大陆在台上掌权的人,正是由毛教育出来的红卫兵一代。他们的价值取向,知识结构都是少年时从毛的教育中获取的。所以你看他们的内政外交,基本上不脱阶级斗争那一套。对外,一定是“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内反对“西方价值观”,学校中“加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近来,连“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种文革语汇都又出来了。所以社科院长王某人大谈阶级斗争就不奇怪了。中国大陆有很多人认识到中国的教育有大问题,但他们多从教材,课目设置等枝节问题着眼,却看不出中国教育的实质问题,是把学生教成人,还是教成土匪。陈冠中先生的寓言小说《盛世:中国2013》描绘了一个叫韦国的当代青年人,他心怀壮志,要做中国盛世中的精神贵族。这个“精神贵族”从大二就开始组织同学做网上“自干五”,又告密检举,甘做国安眼线。他最崇拜的一位“带头大哥”对他说,“大家都在爱,尚武精神不彰了,敌人没有了,恨不起来了”。这话让他大为感慨。冠中这部书是2009年出的,书中的许多寓言,现在完全成真,大陆现在的教育方式,正走回毛时代。
Sep 10,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毛用工作组问题摧垮刘少奇的党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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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已经点明了毛的主要目标。人们通常以《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的进军号,这是有道理的。而且毛亲笔在这个通知中加上了一段话,已经指明那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正在培养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就是刘少奇。  问:上一次我们讲到毛利用《二月提纲》发难,把彭真拉下了马。现在我们知道,彭真远不是他的主要目标。请你再分析一下毛是如何实现他的主要目的的。 答:有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小插曲。毛曾请陶铸和他夫人曾志吃饭。席间大谈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两人出来后猜毛这是指谁说的,心里有点猜测是指刘少奇,却又马上否定,认为不可能。为什么呢?我想可能和高岗事件有关。当时,我们可以断定,毛授意高岗整刘少奇,甚至让高岗去查敌伪档案,搜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可最后翻手打倒的是高岗。所以共产党高层的人都有个忌讳。不过我们可以断定,毛对刘一直不放心,所谓让他当接班人也是欲擒故纵之计。现在看刘少奇坐大,手里有整套的党政系统,毛断定自己大权旁落,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次一定要打倒刘,可刘是国家主席,多年经营,盘根错节,要打倒他就意味着要让全套党政系统瘫痪,另用一批人掌权。要实现这个目的有一定难度,难在要找到一种力量,它能避开旧有的党政系统,独为毛所用。毛成立中央文革小组,这里完全是他的力量,可以在上层呼风唤雨,但还要有社会力量与之配合。他从聂元梓的大字报中看到这个力量,因为聂元梓大字报的核心就是号召踢开旧有党政系统,“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来闹革命,这正合毛的心思,一定要让中国天下大乱,在大乱中他才能重新独掌大权。 问:所以他立即下令人民日报全文刊发聂的大字报,还说这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意义超过巴黎公社。答:一点不错,只是他把巴黎公社的乌托邦理想变成了歹托邦(Dystopia) 的现实。这个词是乌托邦的反义词,意为人间地狱。耶鲁大学的康正果先生将它译为歹托邦,真是妙译,既谐音又达意。这张大字报一播,立即天下大乱。各大专院校,甚至党政机关都纷纷造反,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正如毛所愿,党政系统开始瘫痪。我们要知道,《五一六通知》一发,毛就离京去杭州了。这是他一贯的伎俩,放了火,人一走,留你们救火,我在远处看着你们救火时会出的错,再揪住倒打一耙。而这次他一走,把留京处理文革的事交给了刘少奇。这实际上把准备吊死刘少奇的绳子交到他手上,让他自己打结套圈。果然,在京处理日常工作的一线老班底没新招,面对乱局,又使用共产党搞运动的老法子,派工作组上前线。但这次情况险恶,他们几乎事事请示毛。5月30日,留京的刘、邓、周联名致信毛,请示派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领导运动。毛批示“同意这样做”。新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北大,新华社要发消息,电稿也是请示毛,毛也同意。几次试探,看毛无异议,就开始大派工作组来领导文革。但刘邓周对毛的态度还是吃不准,六月九日一起飞杭州,想向毛当面讨个说法。可在会议期间,毛只是云山雾罩地大谈历史,对具体问题不置可否。刘少奇抓个空问毛关于派工作组问题,毛的回答是“可以派也可以不派”。大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说先不回,文革的事你们相机处理吧。这话看似给了在京一线的这些人授权,其实为将来翻脸不认账打了伏笔。问:所以这些人从杭州回京后立即全面大派工作组。答:这正是毛的用意。他知道只要有工作组面临一线,势必和造反心切的学生发生冲突,战线会在冲突中明朗化。他就会知道自己的基本力量是谁,而中央一线维持工作的刘邓则非犯错误不可。这是典型的“诱人作案”手法。果然,各地、各学校、各单位在工作组问题上立即分成两派,打得你死我活。典型的是北大“六一八事件”,那天上午九点,北大一批积极造反的学生在三十八楼前设了打鬼台,随意揪人上台批斗、戴高帽,脸上涂墨汁,身上贴大字报,揪头发,逼人下跪,动手打人,拉人游街,场面惨不忍睹。那天的这群歹徒就是中共建政以来精心培养的“共产主义新人”。驻北大的工作组面对这乱象当然不能放手不管。结果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做了广播讲话,提出要重建秩序,建立纠察队,清查胡乱揪人、斗人、打人的这些人。这显然不是毛心里所想的那种“革命”,也就是说,没乱起来。可刘少奇却对北大工作组的作法相当满意,他下令把关于此次事件的9号简报转发全国。更愚蠢的是,他还派他老婆王光美去清华,做工作组的顾问,自己往枪口上撞。这一个多月,形成一个以刘邓为首的党政系统试图用工作组来规范引导文化大革命,而激进的造反派要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的冲突局面。正在这个关键时刻,红卫兵出现了。问:请你介绍一下红卫兵出现的历史好吗?答:红卫兵诞生的具体时间是年5月29日,当时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在圆明园遗址聚会,讨论文革形势。这些年轻人都是一腔热血忠于毛的狂热分子,他们对本校的运动进展不满意,所以要自己组织起来,以自己的方式干革命。他们给这个组织命名为红卫兵。这个名字是张承志曾经用过的一个笔名。结果这些年轻人组织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给毛写信,指出学校领导的二十条错误。6月2日,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慷慨激昂的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我摘引的这段话很重要,它集中体现了当时被毛煽动起来的这些喝了一辈子狼奶的青年人的心声。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一张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片文章深得毛的精神之三昧。它说:“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其中有一句话和毛不谋而合,他们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毛则随后就称赞这些红卫兵是“孙悟空”。毛一下子抓住了这些热血青年,他知道这些天不怕地不怕又愚蠢的青年人是他打碎刘少奇党政系统的杀手锏和基本力量。不过别忘了,他也只是把这帮傻孩子当工具,用完就扔了,但今天就不谈了。问:毛是7月18日回到北京,他似乎回到北京很不高兴,嫌北京冷冷清清。答:当然,他手里掌握了红卫兵这个秘密武器,但他们还被工作组压着。于是毛开始动作。他先讲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暗指工作组和派工作组的人是北洋军阀。又讲,让学生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搞运动,又特别指出,照原来那样搞,搞不出名堂。他心里想的是,工作组仍在刘少奇的党政系统内,这样搞,动不了刘少奇的筋骨。他又几次严厉批工作组是捣乱、起坏作用。这时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推波助澜,坐实了刘邓派工作组是为了对抗毛的革命路线的罪名。刘邓只能连连检讨,终于在7月28日宣布撤销工作组。实际上这等于承认这场运动一开始他们就犯了错误。刘少奇无奈地说:“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搞,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知道”。甚至话里有话地说:‘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也不上课。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又吃饭又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 毛趁刘少奇还没缓过神来,立即要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会上毛亮了他的底牌,他痛斥工作组干尽坏事。刘少奇赶紧检讨,承担责任,毛不依不饶,说“你在北京专政得好啊!讲客气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刘少奇还嘴硬,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毛甚至当着刘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问:就在当时,毛发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命令。答:对。8月5日,毛写了“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把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8月6日,让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回京参加会议。刘少奇的命运彻底改变。毛用工作组问题摧垮了刘少奇的党政系统,从那时起全国掀起一片血雨腥风,国家民族陷入了空前大灾难。
Sep 05, 2016
文革五十周年 -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毛的“引蛇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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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在毛主持的“五一六通知”中,已经暗示他的斗争目标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刘少奇却仍然主持文革开始阶段的日常工作。这不是有点矛盾吗?答:从66年彭真主持起草二月提纲到毛亲自主持起草五一六通知这段时间,是文革发展的一个关键点。   当时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系统,也就是所谓一线,是处理日常国家事务的机器,还完全不明白毛的文革究竟要干什么和怎么干。而毛心里早已决定要把这个一线连锅端。因为他认定这个一线从思想到组织都和他不一条心。而且以毛的猜忌心和被迫害妄想症,他认定这个党政系统要夺他的权。而权是毛的“命根子”。我们不要忘记,毛早就告诉世人,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马克思是假,秦始皇是真。 秦始皇是法家权谋大师韩非子的崇拜者,他曾读韩非子《孤愤》、《五蠹》之文,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而韩非的学说正是教君主如何牢牢掌握权柄。所谓“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所谓“明君贵独道之容”。这一套毛是融化在血液中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讲述中看毛是怎样把这个一线党政系统玩弄于股掌之间的。 2月8日,彭真带着起草好的“二月提纲”亲飞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看了文本,一点没表示反对。因为“二月提纲”是要依照共产党搞意识形态斗争的传统套路来搞文革,还是强调批判斗争、讲究政策,尤其是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的问题区分开,而毛恰恰是要把这两个问题挂在一起。可毛当场对彭真说:“吴晗不罢官了,照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我们知道,这个“放”是反右时的用语,毛用这个字彭真一定会认为还会像反右一样搞。毛没有反对“二月提纲”,让彭真吃了定心丸。2月12日他把这个文件转发全党,要求全党“照此执行”。可他完全不知道,就在同一天,毛对他信任的人透露,要彻底批判“二月提纲”,彭真要下台。 问:毛真可谓是老谋深算啊。 答:没错。在党内权力斗争中,他和那些一线人物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他永远是早早就挖好坑,诱着你一步步往里跳。一线人物还要管理国计民生杂事一堆,毛却是两耳不闻民生事,一心只虑保权经。彭真以为他明白了毛如何搞文革的问题,所以他立即向上海打招呼,说“二月提纲”常委讨论过了,毛主席同意了,今后不要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 不要联系庐山会议。但是彭真吃亏在于他在明处,毛在暗处。他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在1965年初亲自安排的。这件事的执行人是他最信任的江青。 我们看看江青是怎样讲这件事的:“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毛明知彭真的态度,却故意让彭真来主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他在小组里放上康生做眼线,彭真前台活动,他在背后观察。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目的很清楚,引蛇出洞。 问:那彭真的这个“二月提纲”和毛的“五一六通知”的要害区别是什么呢? 答:“二月提纲”中最重要的提法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讨论要实事求是,不能上纲上线,随意政治化。不能像学阀一样以势压人”。说实话,这些提法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开明的提法了。想想反右时他们对知识分子,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据此推断,彭真他们这些一线干部感觉到一种威胁,今日批吴晗,明日不知批谁。唇亡齿寒,所以才会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提法。但他们对毛的心思的估计仍是太天真了。3月11日,张春桥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来北京探军情。杨问学阀是指什么人,有没有具体对象。彭真气焰万丈地回答:“没有具体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张春桥知道后立刻断定:“二月提纲”的矛头指向姚文元,也就是指向毛主席。 他后来进一步明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这个判断肯定是毛对“二月提纲”的判断。在毛心目中,怎么会容得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且真理也有阶级性,一个判断,由于下判断的人属于无产阶级阵营,这个判断就是真理。而且因为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根本无客观标准,全凭当权者意志决定,所以指鹿为马也可以是真理,只要赵高属于无产阶级。 问:照这个理论,实际上根本取消了真理。否定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真理的标准成为了任意的。 答:对。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谬误流传,真假不分,胡邓赵要推动改革、否定文革,先要讨论的问题是真理标准问题。毛通过让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摸清了底细,立即着手“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开始把他对文化革命的想法一点点抛出来。彭真虽然赶紧作检讨,但已成死老虎,毛随时可以收拾他。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江青向毛告彭真的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毛立即为她撑腰,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文化革命的夫妻店性质由此可见一斑。这个所谓共产党政治局就像一个黑帮团伙。 彭真急忙回北京组织批判三家村,自己还写了一篇无限上纲的大批判式的编者按。但新华社却通知全国各报刊一律不许转载。而在毛的亲自指导下,“五一六通知”正在紧张准备。彭真被叫到杭州开会。他知道大事不妙,想和毛谈话,毛根本不理他。 问:这就是说在这次杭州会议上,彭真就被打倒了?! 答:对。这次会议结束后,中共指定宋任穷、李雪峰护送彭真回京,就此失去了自由。但是彭真还不是毛的真正要打倒的敌手。毛后来对康生说:“彭真这种人肚子里没什么东西,一攻,他的章法就乱了,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拨倒。你告诉上海的同志,不必要无穷忧虑。这种人用小指头一拨就可以拨倒”。还引用唐人贾岛诗句:“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表示自己整人势如破竹的愉快心情。但是他心里要谋划的下一步是刘少奇。彭真是刘少奇的得意干将,收拾了他就是折了刘的手臂。他对刘少奇的定性在“五一六通知”中全部写明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毛已经筹划好怎样一步步把刘引入他挖好的陷阱。
Aug 28, 2016